党人，甚至互相绑架，互相暗杀，进而导致了 1938 年在武汉，蒋介石公开宣 布双方解散小组织，决定建立三青团。1932 年 4
月间，广东的陈济棠派人到 长沙联络何键反蒋，5、6 月间，李济深派人到武汉活动军校后期的学生反蒋。
这些人不是被复兴社分子吓跑，就是被蒋介石抓起来秘密处死。
第囚项活动是杀害进步爱国人士。最显著的事件就是暗杀杨杏佛和史良 才。杨杏佛当时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这个组织是 1932 年底由蔡
元培、杨杏佛和宋庆龄、鲁迅一起搞起来的。当时蒋介石对宋庆龄下手顾忌 尚多，乃决定杀掉一个“适当”的人来对宋进行恐怖和威吓；加上杨杏佛在
1933 年春到华北等地进行过一些活动，宣传民权保障同盟的神圣任务，针对 蒋介石种种蔑视民权、无法无天的作法，进行坚决的斗争，并极力主张停止
内战、一致团结抗日。于是蒋介石就决定要杀害杨杏佛，将这一罪恶活动交 给戴笠来干。1933 年 4、5 月问，戴笠着手观察了杨杏佛的每日行动，决定
要将杨杀害在法租界杨的住处）这样既可以显示复兴社的力量，又可以使蒋 介石不负破案责任。1933 年 6 月初，戴笠亲赴上海指挥布置，参加行动的有
六人，事先都宣誓“不成功即成仁”，如不幸被捕，立即自杀，而不能泄漏 出去，否则将遭到严厉制裁。6 月 13 日，他们将杨杏佛枪杀在上海法租界亚 尔培路
331 号中央研究院国际出版品交换处门口的汽车上。他们连发十多枪 将杨和司机打死，杨的儿子杨小佛被其父亲的身体袒护着只是腿部中了一弹
而幸免于难。参加行动的一个复兴社分子叫过得诚，行动后跑错了方向来不 及上车逃走而被车上的人打死，以后戴笠为纪念他，把中美合作所的一条马
路叫“过得诚路”。宋庆龄到万国殡仪馆吊祭杨杏佛，指出这是一种有计划 有组织的政治性暗杀，她不会被这种卑劣手段所吓倒。当时去吊祭的还有鲁
迅、何香凝、沈钧儒、李四光等。复兴社分子把这些情况一一禀报蒋介石。 史良才是上海《申报》的主持人。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着日寇的野蛮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史 良才及其《申报》，从维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又受到当时爱国民主
运动潮流的推动，抨击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剿共”政策，进而反对国 民党的一党专政，要求结束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史良才又以巨款支援上海
“八一三”抗战，还聘请了一些爱国进步人士参加《申报》馆的工作。在这 样的情况下，蒋介石下令要除掉史良才。当时史是有防范的，除了使用的汽
车有保险设备外，并雇有私人警卫。1934 年复秋间，戴笠奉蒋介石命令要暗 杀史良才，戴就亲自赴沪布置。这一年 10 月间，史携眷去杭州调养胃病，于
是复兴社分子就在 11 月 13 日将史良才枪杀在由杭州返上海的途中（浙江海 宁县翁家埠附近）。案发后，蒋介石还唁电史良才家属并命令浙江省主席鲁
涤平悬赏缉凶，而同时，凶手们从蒋介石手中领到了一笔犒赏费。事后，为 了灭口，蒋介石又下令将知道枪杀史良才秘密的鲁涤平及其夫人杀害。此外，
象在察北领导抗日的共产党员吉鸿昌、第三党派领袖邓演达以及许多反蒋地 方军人（如西北军人任应歧、东北军人王以哲）都遭到戴笠杀害。
第四节 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
一、“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对日本入侵的态度
蒋介石在建立南京政权后，对内是大打内战，包括军阀间的混战和对我 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对外是对待日寇的入侵采取不抵抗政策。总的大政
方针，是“攘外必先安内”，结果是“安内”却引狼入室，日寇大举进兵东 北。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内部各派的态度起了变化，因为大敌当前，中华
民族面临危亡，于是出现了一系列事变。“九一八”事变是第一椿事情。
“九一八”事变前，日寇驻在东北的兵力，一为铁路守备队，下辖四个 大队，由其国内各正规师团抽调兵力编成，是永久性的驻屯军；一为驻屯师
团，辖两个步兵旅团和一个骑兵联队、一个炮兵联队，这是驻东北的常备师 团，每两年与国内师团轮换一次：一为旅顺要塞司令部，辖旅顺重炮兵大队
以及属于关东军的宪兵队和特务机关等。这些部队统归关东军司令部指辉。 关东军司令部原设在旅顺，“九一八”事变前移到沈阳。当时这些部队主要
是控制了辽吉两省的重要城镇和主要交通干线。日寇图谋东北，由来已久， 迄至“九一八”事变前，日寇在东北的侵略势力已根深蒂固，为了力谋实现
其大陆政策，已多方制造事端，向我挑衅。
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蒋介石在指导思想上，受“攘外必先安内”支配， 对日寇没有作抵抗的准备；在行动实践上，忙于军阀混战，陆续抽调东北军
队入关，使东北边防日益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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