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则，存废问题留待五中全会决定。（四）关于制度关系，全国应以中委名 义正式提出，不必列为调解条件。”不过龙云始终认为两广“向来欲望甚奢，
得陇望蜀，贪婪无厌”（9 月 7 日龙云致电蒋介石，将此意密报蒋介石），
“对于和平统一，诚意甚少，其目的总以视外交为转移，认为在外交吃紧时 间，中央无奈伊何也”（10 月 28 日龙云致电蒋介石，将此怠又密报蒋介石）。
最后，龙云的调处毫无成效。10 月 31 日，龙云致电蒋介石说：“此间续谈 结果，西南两机关照旧不动。所有两广军政人员，呈请中央加委。两粤划为
一军区，以陈为长，大体如此。”
1936 年 1 月，胡汉民由欧洲回国；5 月，忽因脑溢血病故。这时，蒋介 石乘胡汉民去世之机，要求两广当局进一步加强全国“精诚团结”，取消西
南半独立状态。李宗仁在回忆中说：“济棠获得情报，认为中央处心积虑， 要彻底解决西南。济棠忧心如焚，乃先行发动。”这里所讲的“情报”就是
陈济棠派他的哥哥陈维周到南京见蒋介石，探悉了蒋介石要彻底解决西南的 三大原则，即：“一、彻底解决广西的李、白，由中央协助广东出兵。二、
驱逐萧佛成等反蒋的元老离粤。三、广东仍维持原来局面。”这三大原则， 据李宗仁估计，可能是蒋介石亲自告诉陈维周的，其用心是想挑起粤、桂之
间的磨擦。当时，陈济棠对蒋介石这个决策有另一番想法。“济棠得讯大恐， 他深知两广团结的重要和蒋先生分化离间手法的毒辣。中央既可授意广东解
决广西，又何尝不可反其道而行？”于是，陈济棠反复思维，为之惴惴不安， 深觉今后两广的局面决难长久维持，与其坐待中央部署妥当，各个击破，何
妨抢先一步，采取主动。所调“主动”，陈济棠认为“唯一可借口向中枢作 兵谏的，便是掮起抗日大蠢，要求中央领导抗日”，而且又认为当时蒋介石
既有事于西北（张学良、杨虎城主张联共抗日），而日寇侵略华北（日寇要 求华北特殊化），局势显得十分紧张，所以是假抗日旗帜进行反蒋的“绝好
① 《龙云拟致陈济等棠电镐》（1935 年 8 月）.《历史档案》1987 年第 1 期。
时机”。就在这样的形势下，两广先动手了。
1936 年 6 月 1 日，两广公开揭起抗日旗帜，实际进行反蒋。2 日，国民 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以“冬”电，逼请中央领导全国从事对日抗
战，并通电全国党政军民各界吁请一致督促中枢领导全国从事抗日。4 日， 西南将领（即第一和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和李宗仁）率领全体将领及海
军、空军、要塞司令等数十人，由陈、李领头，发出“支”电，表示拥护“冬” 电，表示“为国家雪频年屈辱之耻，为民族争一线生存之机！”“冬”、“支”
两电一发，全国震动，这就是两广“六一”事变发生了。
当时，西南方面可使用的兵力有：陈济棠的第一集团军三个军、一个独 立师、一个教导师、一个独立旅、一个警卫旅再加上四个盐警团及财政厅的
两个特务营，在发动事变时将独立师和教导师扩编为两个军，总共约七十个 团、二十万人马。孪宗仁的第四集团军两个军，临时又扩编了两个军。再加
上民团，总共约十多万人马。空军方面，广东有六个中队（司令是黄光锐）， 广西有三个中队（司令是林伟成）。海军方面，广东有江防舰艇数十艘（司
令是张之英）。蒋介石方面的兵力比较分散，追击长征的红军和乘机对黔、 川、康各省的驻防，在潼关、洛阳一带驻重兵，促张、杨继续“剿共”，在
闽、浙、苏、豫及陇海线各地驻兵；还有一部分在抗日前线，这样东抽西拉， 剩下来能拿出来对付两广的仅二十万人马。双方的军事部署是这样的：两广
方面对福建和贵州方面采取守势，对江西、湖南方面采取攻势。粤军主力集 中在大庚、韶关地区，准备进攻江西，桂军主力集中在全州、桂林地区，准
备进攻湖南；在粤、桂两省与各邻省的边境地区构筑了防御工事。蒋介石方 面将原驻贵州的薛岳所部威胁桂北边境、原驻福建的蒋鼎文所部威胁粤东边
境，调甘丽初部集中衡阳，调陈诚、卫立煌等部集中湘、赣边境，准备进攻 两广；并将空军集中在湘、赣两省基地，以一部海军集中厦门，准备以海空 协同陆军作战。
事变的发展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广东的陈济棠为中心，第 二阶段是以广西的李宗仁为中心。
第一阶段的情况是这样的：
“冬”、“支”两电发出后，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决 议，在广州成立了“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和抗日救国军”，颁发了印信，部
队仍沿用第一、第囚集团军番号。同时，分别欢迎各方抗日反蒋的党派、团 体及各界人士到西南来，共同进行抗日反蒋工作。这时，蒋介石伪装镇静， 在 6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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