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形势下，“西安享变”就发生了。1936 年 12 月 12 日，张学良、 杨虎城软禁蒋介石，马上通电全国，提出了八项主张，中心点就是要求“停
止一切内战”，“开放民众爱国运动”，表示，“我们持有公理，决不后悔。 我们唯一的希望，只是求这些政策的实现和对国家有所贡献。让全国的同胞
来裁判我们的功罪。”
“西安事变”的消息是当天由国民党驻潼关的部队将领樊松甫将张学良
① 蒋介石 1936 年 10 月 28 日日记，引自《蒋总统秘录》第 2319 页。
② 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 2320 页。
① 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 2324 页。
自西安发出的一个电报传送南京政府。为什么当时张学良没有直接向南京发 电呢？一是西安同南京的信息暂停，正如陈布雷在日记中说：“是日下午一
时余方在寓，忽接果夫电话，询余有无西安之消息，余怪而问之，则谓西安 至南京电报已不通矣。”二是蒋介石逃离华清池住处躲进骊山还未找到，张
学良等将领都很焦急。所以，张学良的第一个电报由樊松甫转，并说蒋介石
“失踪”。南京接到樊松甫转来的电报是下午三时五十分。又过了一个半小 时（即到了 12 日傍晚），南京政府才接到由西安发来的通电。说明这次捉蒋
是“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 反省”，并提出西北军民的八大主张。12 日夜里十一时，国民党中央常务委
员会临时开场，一直开到深夜三时，接着又马上开中央政治会议。这两个会 议具体决定了四项：一、孔祥熙以副院长代理蒋介石之行政院长职；二、军
事委员会执委增至七人，包括何应钦、陈诚、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 绍宽；三、军委会工作由副委员长冯玉祥及执委负责；四、陆军部长何应钦
及军委会成员负责指挥部队。会上还“决议褫夺张学良一切官职并缉拿严办， 同时决定由何应钦指挥部队讨代叛乱”。总之，当时南京政府是决定要用武
力解决“西安事变”，主将是何应钦。
南京政府的主张，一方面是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怂恿和支持。日本是希 望事态扩大，酿成中国的新内战，以便实现灭亡中国的野心。日本外相召见
南京政府驻日使节，警告南京政府如果同张学良妥协，日本政府则不能坐视。 华北日本外交官和日本驻军授意内蒙傀儡政权头子“德王”发出停战通电，
表示不妨碍南京政府出兵讨伐张、杨。日本关东军公开声明，要求国民党政 府实行反共、防共政策，日本将“不惜给予援助”。此外，日本还积极怂恿
汪精卫回国与何应钦一起组织卖国政府。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大部分人听到事 变消息后，只是抱着维护政府威信，激于对张、杨的所谓“愤慨”，大骂制
造事变的爱国将领，主张“出兵讨逆”。鉴于此情，何应钦便到处蛊惑人心 地叫嚷“张学良劫持统帅，目无党纪国法，是叛逆”，甚至提出“不惜玉石
俱焚”，都要“明令讨伐”张、杨，轰炸西安。这时，确实是新的内战危在 旦夕，蒋介石的性命当然也难保。
正是处在上述的混乱局面之下，宋美龄到了南京。事变发生时，宋美龄 还在上海。当时的情景，正如宋美龄自己所回顾的那样：“余初闻余夫蒋委
员长为西安叛兵劫持之讯，不啻晴天霹雳，震骇莫名。时适在沪寓开会讨论 改组‘全国航空建设会’事，财政部长孔祥熙得息，携此恶耗来余寓，谓：
‘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余虽饱经忧患，闻孔氏言亦感惶急。 时西安有线、无线电报交通皆已断绝，越数小时，仍不得正确消息。然谰语
浮言，已传播于全球，骇人者有之，不经者有之，群众求知之心切，颇有信 以为真者，世界报纸，竟根据之而作大字之标题矣。”①当晚，宋美龄马上偕
同孔祥熙、蒋介石的顾问端纳乘夜车返回南京，翌日上午七时抵达。宋美龄 一到南京，看到的是政府中一片混乱，人们都异常紧张，国民党中央已采取
严办张学良的决定；何应钦等正在部置进攻西安。此时，宋美龄对事变的态 度是比较冷静的。她比较清醒地看到，这次事变“决非中国既往一般称兵作
乱之叛变所可以比拟；而其关于国际与外交者，尤有特殊之形势，倘处置失 当，即酿成民国以来空前之战祸”。因此，她对何应钦等乘事变的时机，部
① 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
署进攻西安的军事计划和国民党中央轻易作出惩办张学良的决定，深为不 满。她认为：“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
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 西安，毫无考虑余地，认为其不容委御之责任，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
之行动。”她明确表示：“军事上或有取此步骤之必要，委员长或亦悬盼此 步骤之实现，然余个人实未敢苟同。”在美国人罗比·尤思森写的《宋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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