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相容之军队同时并存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假借名目之 武力。第二，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必要条件，世界任何国家断不许一国
之内，有两种政权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他一切 破坏统一之组织。第三，赤化宣传与以救国救民为职志之三民主义绝对不能
相容，即与吾国人民生命与社会生活亦极端相背，故须根本停止赤化宣传。 第四，阶级斗争以一阶级利益为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成种种对立之阶
级，而使之相杀相仇，故必出于夺取民众与武装暴动之手段，而社会因以不 宁，民居为之荡析，故须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不管怎么样，在这个决议
案中，反共的调子是大大阵低了，只是用了“取消”、“停止”的字眼。在 全会通过的《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宣言》中，明确提出了
对内方针为“和平统一”。宣言说：“至于国内，则和平统一，数年以来， 为全国共守之信条。盖必统一，然后可以建设现代国家，以当救亡图存之大
任，必和平然后人人皆匆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以驯至于真正之统一。惟于 此有宜注意者，和平统一与停止内战，其函义有广狭之殊：和平统一之目的，
在集中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之力量，以排除当前之国难，且进一步以踏入于民 权主义之大道，明乎整个国家之义，则必知统治权之不可分，尤其军事、外
交、交通诸犖大端，有关于国防之需要者，不可不由中央总揽其成，否则部 分独立，适成为劣等之有机体，终无所逃于国际之淘汰，明乎整个民族之义，
则必知同为国民，休戚相共；纵因职业关系，个人间或团体间情感稍有差异， 而整个民族之利害，终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况当此外侮洊至，
为国民者，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万不可惑于阶级斗争之说，以自析其团结。 凡此二义，实为和平统一之真谛，故所谓停止内战，仍谓在同一主义之下意
见之分歧不取决于武力，而取决于商榷，非谓分裂国家分裂民族之举动，亦 可藉停止内战之口号以为掩蔽，而无忌惮以进行。”可见，这次全会不得不
声明对日要抵抗，对内要和平，国共两党可以在“目前最低限度之办法”四 条下进行一些“商榷”。这个态度在蒋介石的 2 月 16 日和 18 日的两天日记
中有反映。16 日日记说：“编共而不容共，抗日而非排日，外交以独立自主 为基础。”18 日日记说：“共党非人伦、不道德的生活，与无国家、反民族
的主义，必须根绝净尽。”全会闭幕后，蒋介石对记者发表谈话，一面主张 开放言论，一面禁止宣传共产主义；一面主张集中人才，一面诋毁共产党和
其他伉日党派；一面主张释放政治犯，一面强迫被捕的共产党员向国民党自 首。
总而言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那真是一个谜了，不过那谜 慢慢也露了一些曙光，廿六年三月间，中央召集一个全体会议，通过一个‘根
① 《我所认识的蒋介石》。
绝赤祸案’，虽然该案开始批评了共产党一顿，但该案的内容，确是容许共 产党活动的。共是不剿了，红军可以收编了，苏维埃的边区政府也可以存在 了”①。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之后，4 月 1 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议决准蒋介石请假两月，以资休养。5 月，“蒋公病愈回京销假”①，接着
就上庐山，并同汪精卫一道，召集学术界名流谈话，且举行教育人员训练。 这时，“行政院各部室亦复移至山上办公，甚为热闹”②。在这期间中日交涉
面临破裂，日本外务省训今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用各种方法解决中日之间的 基本政治问题，其要求：“中国应承认‘满洲国’存在之事实，并承认‘满
洲’为已失之领土。二、中国应与日本签订特殊协定，保证于将来不侵犯日 本在华权益。于远东发生战争时，中国应对日本保持亲善之中立态度。三、
中国应同意日本在华北享有之特权。关于内蒙问题，中国应注意日本意旨。” 对此，当时蒋介石十分气愤，他在 4 月 11 日的日记上说：“倭寇向外侵略，
已至满溢时期。物极必反，其败可立而待也。”4 月 16 日，日本外务、大藏、 陆军、海军四省大臣开会，决定了新的《对支实行策》和《北支指导方案》。
前策是实现川越茂在 1936 年 9 月 23 日口头向国民党外交部张群提出的“严 酷要求七项”：“（一）创立缓冲区域，包含冀鲁察晋绥五省。（二）仿照
华北经济提携方式，在中国全境进行中日经济合作。（三）订立共同防共协 定。（四）建立中日间的航空交通线，特别是上海至福冈航线。（五）中国
中央政府聘用日本顾问。（六）订立特别优待日本货物的关税协定。（七） 完全压制排日宣传。”后案是要国民党政府承认华北的“特殊地位”。由于
日本提出这么苛刻的条件，张群同川越茂经过七次谈判，都无结果。最后张 群表明：“我国决由外交途径进行调整交涉，而同时在他方面又不能放弃抗 日之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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