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时蒋公犹欲处以宽大，已于先一日瞩余拟电稿，将晓以大义，为留恢悔余 地，但会议时群情激昂，林主席及溥泉稚晖诸公均极愤慨，卒决议永远开除
其党籍，并发表决议文昭告全国，以明邪正之所在。”①上述可见，蒋介石对 狂精卫投敌是待反对的态度，根本不存在分途合谋。
1940 年 3 月 30 日，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了伪政权。日本拉出汪精卫粉墨 登台，却是出于无奈。日本知道汪精卫的价值：一是汪早已是为人们所诟骂
的亲日派，二是国民党的实权不在汪手中而是在蒋手中。因此日本诱降的真 意是要把蒋介石集团拉过去。今井武夫在回忆中说：“无需说，从本质上来
讲，同重庆政府达成全面和平为最终目标。因此，仅仅建立南京政府，其本 身并不是目标，而只是从侧面推进的策略，应该认为这仅仅是一个阶梯而
① 《陈布雷回忆录》（二）第 90 页。
已。”所以，汪伪政权建立后，过了八个月，直到 1940 年 11 月 31 日日本才
予以正式承认。日本借此向蒋介石投以钧饵。日本寄希望于蒋介石投降，想 把“最好的菜”留起来给蒋介石。汪伪政权自政府主席以至各院各部官衔，
都冠以“代理”二字，汪伪政权一直以林森为主席；虚位以待，汪精卫为代 理主席。汪精卫、陈公博就表示过日蒋“和谈”成功，汪伪政权仍可取消。
今井武夫认为：“为了诱导重庆政府放弃它的抗战主义而转向全面的和平主 义，南京政府就成了日华协作的实验台，而且在全面和平的时候，又可作为
媒介，具有充作垫脚石的决心。”①在日本人的眼里，汪精卫不过是“实验台”， 是“媒介”，是”垫脚石”。
二、蒋介石同日本的秘密和谈
蒋介石没有象汪精卫那样投降日本当汉奸，但蒋介石在整个抗日战争期 间始终没有断了同日本妥协的念头，而且也没有断过秘密和谈的活动。这种
活动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抗战初期，第二阶段是反共高潮时， 第三阶段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四阶段是抗战末期。
在抗战初期，蒋介石悄悄地通过各种渠道同日本进行秘密谈判。这时， 蒋介石同汪精卫是“和衷共济”，合伙经营的。
当时是通过两条渠道进行妥协工作。 一条是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进行调停。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在 7 月 13 日向国际联盟递送了第一次声
明。在 9 月 10 日，以中国代表身份向国联秘书长提出申诉书，请求国联采取 适宜而必要的行动。于是，国联决定召开九国公约会议，以资商讨。9 月 12
日.中国再提出补充声明，诉清国联对于日本侵略采取必要的行动。11 月 3 日，九国公约会议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发表了语气软弱的对日宣言，
只是说日本侵华，“全世界对之均有一种不安之忧虑”，“各国代表仍信当 事双方倘同意停战，俾乘机试行解决，或可达成之目的”，对日本的强硬态
度，“各国代表殊难理解”，“各国对之不得不考量其共同应取之态度”。 对这样一个软绵绵的宣言，蒋介石还是很满意的，在 11 月 15 日日记说：“九
国公约会议宣言，虽语气软弱，仍不足为虑；其后，共同行动必须实现也。”
①在这时，日本也想在停战议和中迫使中国让步，想两国直接交涉。这样，日 本就通过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再由狄克逊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由陶
德曼找蒋介石商量和谈。这就是所谓“陶德曼调停工作”。1937 年 10 月 21 日，狄克逊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中说：“日本随时都准备与中国直接谈判，
假如有一个与中国友善的国家，如象德国和意大利，劝说南京政府觅取解决， 日本也是欢迎的。”狄克逊又以同样的电文打给南京。第二天，德国外交部
给驻华大使密电：“我的认为，就目前来说，直接谈判比较有希望，如果有 机会的话，我们并且愿意作联系的途径。”10 月 30 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
曼给德国外交部长发了一份特密急电说：“今日我将令我传达的意见和外交 部次长陈介谈了，同时还告诉他，与日本觅取解决的时机，现在已经到了。
我们愿意做联系的途径。他说委员长要先知道日本的条件是什么，我就答复
①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 139 页。
① 引目《蒋总统秘录》第 2462 页。
他，日内我和委员长谈。但是现在就要采取第一个步骤，因为这是心理上要 求和平的时候。布鲁塞尔会议不会有什么结果。外交部次长也是同样的意见，
但是他问我们如何能把事情推动起来。我建议他转告他的政府，说我们愿意 做与日本联系的途径；我又建议授权给我告诉日本政府，开始时只说中国准
备觅取解决。”11 月 3 日，狄克逊给德国外交部急电，提出了日本的条件为：
“1、内蒙古在国际法下建立一个与外蒙古情形类似的自治政府。用这个先例 看起来，中国不应该有所反对。2、在华北沿满洲国边境至平津铁路线以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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