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调援军“要雪洗这数十年未有的败战”，故而倾其全力进攻徐州，日本政 府叫嚷：“须彻底膺惩蒋政权而使其溃灭，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时，蒋
介石还是叫高宗武在香港同日本人往来。结果，高宗武在西义显的安排下， 于 6 月 23 日赴日本活动。高的这一行动是蒋介石所不知道的，蒋介石根恼火， 在
24 日的日记中说：“高宗武擅自妄动，可谓胆大妄为矣！”但高的这一行 动，汪精卫等人是支持的，当时周佛海就非常积极促使高去日本活动。今井
武夫在回忆中说：“周佛海这时劝高宗武把旅程延长到东京，自行对日本政 府进行联络，并向高担保说，对蒋介石由他负一切责任。”③高在日本会见近
卫（首相）和板垣（陆相）。高向他们说明：东行的目的在要求日本放弃帝 国主义，把中国看做对等国家，这是实现中日和平的绝对条件，也是大前提。
他要求日本拿事实来表示有实践这等条件的诚意，则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国内 部和平势力调停两国争执，展开全面和平运动。高说明他本人正在努力结成
这种势力。高要求近卫给汪精卫写信，“近卫认为一个国家内阁总理如这样 作法，未免过份，至少时期还早，所以只允许由陆军大臣写这封信”。但近
卫和板垣都坚持要“蒋介石下野”作为和平交涉的一个重要问题。蒋介石在
7 月 3 日的日记中说：“敌陆相板垣见倭王后，复向外国记者发表倒蒋之声 明。然余终不屈服，则敌只有加紧军事进攻之一途。”①高宗武看到这种情况，
回到香港后不敢去见蒋介石，只是将他的日记及会谈记录等资料整理好，于
7 月 21 日寄到武汉给蒋介石，并写了一封信给蒋介石，信中说：“职于六月 二十三日由香港秘密东渡，刻已平安返港。兹谨将职东渡日记及在东会谈记
录与职个人观感三项，分别呈阅。倘有可以供钧座参考之处，则或可赎职擅 越之罪于万一也。”7 月 25 日，蒋介石约汪精卫、张群讨论高宗武的报告，
大骂高宗武。今井武夫在回忆中说：“他（指高宗武）大失所望，胸部旧病 复发，就不再回汉口，只向周佛海提出了报告，自己留在香港专心养病。周
根据高的报告，知道日本政府为了和平没有放弃要汪兆铭出马的希望，所以 在他向蒋介石报告之前，首先同汪本人商量，汪要他如实向蒋报告，周就向
蒋提出了报告。蒋介石把高的报告读了一遍，然后交给张群，接着又叫人拿 给江看。两、三天以后，蒋找来了秘书长陈布雷，大怒之下责问说：‘高宗
武是个混蛋。谁叫他到日本去的？”②
通过高宗武进行妥协的这条渠道也断了。“本来高宗武的任务，是从日 本人方面获取情报向国民政府呈报；可是当他和西义显会面的过程中，却逐
渐受了对方的影响，而成了被日军所利用于为汪兆铭抬轿子的脚夫。”①
就这个阶段蒋介石的妥协活动来讲，由于两条渠道的断线而中断了。此 后汪精卫的投降活动加紧了，直到汪精卫脱离抗战阵营。
在反共高潮时，蒋介石是一面对日本密谈，一面积极反共。当时是派军 统特务曾广②打扮成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对日本进行秘密谈判。
③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 77 页。
① 《蒋总统秘录》第 2553 至 2554 页。
②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 79 页。
① 《蒋总统秘录》第 2558 页。
② 据童德诚（1940 年到 1942 年军统浙江站站长）、章微寒（1946 年至 1948 年浙系江站站长）回忆，军统
当时日本想用武力及谋略务使重庆的国民政府在 1940 年底屈服，因此一 面利用汪伪作为威胁重庆讲和的手段；另一面更注意建立和重庆的直接接触
的线索，以便了解重庆的动向，加强和平攻势。所以，从 1939 年秋季开始， 日本“在与汪建立和平政府的工作并行”，“努力开辟与重庆政府的联络路
线”③。9 月 15 日，日本参谋本部以《以建立中央政府为中心处理事变的最 高方针》为题起草的文件中说：“建立新中央政府的工作，其实质包括促成
重庆停战的指导，吸收其武力、财力。”日本将这项工作叫做“桐工作”。
1939 年 12 月下旬，以宋子良身份出现的曾广，在香港和日本驻香港武官铃 木卓尔中佐会谈。铃木的实际身份，今井武夫说：“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于
一九三九年十月在南京设立后，十一月底就起用参谋本部的铃木卓尔中佐驻 在香港，命令他策划建立同重庆政府的联络路线。”④
1939 年 12 月 27 日，曾广同铃木第一次会见，曾广表示了如下要点：一、 重庆政府继续进行抗战的真意（扎要）1、日本方面破坏了陶德曼工作。2、
对日本所说的尊重主权、保全独立大有疑问。3、看不出日本有停止侵略、举 行会谈的态度。二、重庆方面关于收拾时局的意见（扎要）1、日本若尊重中
国的名誉和主权，就准备和日本和谈，因此希望在承认新中央政府之前就协 商。2、中国希望美国等第三国从中调停。3、在谈判前休战，希望日本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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