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要周佛海支持唐生明活动。在周的日记上说：“旋惺弟来，称戴 笠又派人与唐生明联络，拟设电台，唐因每月需款甚巨，托惺弟帮忙。”
第三，要周佛海保护军统的组织及其活动。在周的日记上说：“召见胡 均鹤，告以今后特务工作须注意两点：一为减少日本色彩与关系，使之成为
纯粹为中国政府之机关；二为对渝取守势的行动，勿取攻势，即对于实行恐 怖行为之分子，为维持治安，自应适当处置，对于情报人员则可以听其自然，
至对于策动反抗南京政府之分子，加以监视可也。”在另一天的日记中也说：
“召见剑东，指示特务工作方针，盖渠受日宪兵之委托，请予协助也。告以 对渝须留将来见面余地，除恐怖行动外，宜予宽容。”当时，汪伪政权的特
工部同戴笠的军统在上海展开了一场撕杀。特工部头子李士群在上海逮捕了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统计室主任张小通，把砒霜拌进饭里强迫他咽下，又枪毙
了重庆派来刺杀汪精卫的军统局书记吴赓恕和国民党少将高参戴炳星。于是 戴笠不仅决定刺杀特工部的第一号头目丁默邨，而且指示周佛海等人干掉李
士群，说李“甘助日寇为虐，迭次残害我地下工作人员”。结果，周通过熊 剑东，挑起李同日本宪兵队的矛盾，将李毒死。周佛海在 1943 年 9 月 9 日的
日记上提到一笔：“忽闻李士群逝世。”
第四，要周佛海对沦陷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各省）妥为保全。在周的日 记上说：“返家接见李赞候，据云重庆以将来过渡时期东南富庶之区必须保
全，而盼余多负责。”
蒋介石把周佛海的母亲等掌握在手中也是关怀备至。1944 年冬，周母患 病，戴笠马上派人将其送到贵阳中央医院医治。周在 1945 年 3 月 26
日的日 记上说：“下午午睡正浓，为淑慧唤醒，出示重庆来电，称母亲前患肺炎已 愈未复元，十数日前忽患冲心脚气病，且有肾脏炎并发症，来日面色苍白、
浮肿，呼吸促迫，脉博微弱，刻正注射强心剂，势甚危险。闻听之余，五心 欲裂，苟有不幸，不孝之罪，百死莫赎。⋯⋯当即电渝，谢治疗并托万一不
幸，代办善后。⋯⋯祈告苍天，母亲至少能再健在二、三年，使能于局势平 定后母子团圆也。”在 27 日、28 日的日记中，周都写上：“遥念母亲，祈
祷早日恢复健康。”“率淑慧及子女三人赴喇嘛庙焚香念经，为母亲祈祷康 健。”1945 年 7 月，周母病死，蒋介石马上将死讯告诉周佛海，周在上海各
报上遍刊讣告。戴笠专程为周母办丧事，甚至替周来充当孝子。后来戴笠把 一套周母死后办丧事的照片送给周，其中有一张戴笠代周当孝子跪在周母灵
前的侧影，周对此异常感动，更死心塌地愿听从重庆的指示。这一年夏秋间， 已接近抗战胜利前夕，戴笠每到一地，除随时与唐生明联系外，就和周佛海
通电。周对执行蒋介石的指示，确实非常卖力，为国民党接收京沪铺平了道 路。所以，日本投降后，周佛海便被蒋介石任命为军委会上海行动总队长，
负责维持上海的治安。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灭口，判周佛海死刑，后经 多方活动，改判为无期徒刑。
纵观全局，蒋介石同汪精卫有勾结也有分歧，分歧究竟是什么呢？第一， 在对日抗战上，汪精卫是认为国民党无力抵抗日本的入侵，只有对日“和平”
（即妥协直至投降）；蒋介石则认为必须抓住“抗战”的旗帜，才能维持统 治，才能得到英、美的支援。这是根本的分歧，也是蒋介石不同于汪精卫的
基本点。蒋介石始终站在抗日阵营之中，而汪精卫却堕落成为不耻于人类的 汉奸、卖国贼。第二，在对日妥协的条件上，汪精卫同意出卖东北、内蒙和
华北，偏安于黄河以南，蒋介石只同意而且是不公开承认出卖东北（即“七 七”前的状况），而要收回华北，这当然是四大家族的利益和英、美在华的
利益。第三，在妥协的方法上，汪精卫是公开的，建立傀儡政权，当了儿皇 帝，蒋介石是秘密的，在同日本的几次“和谈”中再三讲要求对方“保密”。
第四，在反共上，目标是一致的，这也是蒋汪的基本点。不过，汪精卫认为 只有对日“和平”，国民党才有力量反共，如继续抗战，会使共产党坐收渔
人之利，蒋介石则认为只有抓住“抗战”，才可以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堵住 共产党的嘴巴，主张在抗战中削弱共产党。
第四节 蒋介石的反共、压民、图西南
一、蒋介石的反共
蒋介石虽然同中国共产党实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但始终把中国共产党 及其所领导的抗日部队作为敌人来看待。蒋介石把“做了日军傀儡的汉奸”
和“不服从命令的共产党”作为国民政府“面对着两大内敌”。蒋介石在日 记中一再攻击中国共产党是“假抗日，真作乱”①。甚至对中国共产党的恨超
过了对口伪的恨。当日本忙于制造汪精卫的伪政权，而在军事上暂时停止了 大规模的侵犯时，蒋介石在日记上说：“军事如常，无变化，惟共产党作祟 为可恨耳！”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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