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团团员应切实扶助社会舆论，提高民众智识，协助地方自治，健全保甲 组织，凡有假借‘民主’名词，而作违反军事第一原则，以破坏抗战者，此
种‘假民主’之言，应一律排除之，以奠定真正民主政治的基础。”为了实 现这些任务，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在行动上要求三青团员必须做到：“凡我
同志，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对奸党之言论行动，应毫无犹豫地根据本党 主义与抗建国策，严厉予以驳斥，并且要揭露他们妨碍抗战危害民族国家的
一切阴谋与事实，务使一般民众，认识他们的假面目，不致受他们的欺骗宣 传。”“凡有我同志所在地或所在机关学校团体，决不容有奸党同时存在，
否则，便是我们同志莫大的耻辱。因此，对好党把持或活动最力之机关学校 团体，应努力争取大多数中间分子之同情，并多方设法促使其中主要分子之
觉悟。”甚至还要求三青团员：“实在无法说服或无法影响与感化，然后才 报告上级，通知军警机关，去监视他或逮捕他。“在抗日战争期间，三青团
正是干尽了压制人民抗日活动的各种勾当。他们举办了所谓“特聘学术讲 座”、由中央团部聘定各大学著名教授，分赴各地专科以上学校，讲演蒋介
石的《中国之命运》。他们在西北设立了所谓“西北青年劳动营”，收容什 么“奸伪分子”，施行“感化教育”。他们推行蒋介石提出的“五项运动”
中的所谓“三民主义文化建设运动”，大搞什么“（一）展开三民主义的思 想统一运动；（二）加强三民主义的研究与发扬；（三）树立三民主义的社
① 《陈布雷回忆录》（二）第 81 页。
会制度；（四）促进三民主义的五项建设。”他们兼办了蒋介石在 1934 年 2 月宣布发起的“新生活运动”，打着“以廓清社会上各种污染的恶习，建立
起现代的新的风气”的旗号，实际是以封建的伦理道德来整治人心，禁锢广 大人民的抗日爱国言论与行动，让广大人民听任蒋介石摆布。当然，也不可
否认，不少青年在“战地服务队”干了一些对抗战有益的事；“其中如湖南 各战地服务队，曾历次踊跃的参加湘北会战，与保卫长沙的前线将士同时立
下了光荣的功绩。三十一年五月，浙东战事发生，金华、兰溪、云和等地战 地服务队队员，都能奋不顾身，掩护退却，并抢救伤兵。三十三年，中原及
湘桂战争先后发生，河南和湖南各战地服务队员，都曾经协助疏散人口，侦 察敌情，直到敌人到达时，然后撤退。”①总的来说，蒋介石在当时搞这个三
青团，名义上解散了 CC、“忠实党员大同盟”和复兴的组织，实际上利用这 个新的反革命组织起“后备军”的作用，为国民党“培养”和“储备”反革
命的“新细胞”、“新血轮”，并规定“团应服从党的领导，党应扶植团的 发展”，以消除其内部矛盾的增长，实现其“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法西 斯独裁统治。
但是，三青团成立以后，国民党和三青团的关系的发展，实际上仍然是 Cc 和复兴矛盾的继续。三青团既不愿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国民党亦以三青团
的发展为顾忌②，互相咬得很厉害。三青团成立之初，表面上从事团务工作的 骨干有些就是国民党的党棍，而实权则操于复兴社这一派人的手里。从此， CC
势力在党，复兴社势力在团，彼此分权后不断磨擦。在入党入团的年龄上 大争特争，在各种反动社会团体和各级参议会的选举中互相倾轧，以致发生
大规模的械斗。由于党、团双方矛盾扩大，1946 年 9 月，三青团在庐山举行 二大时，便公开酝酿与国民党分裂，弄得在场的蒋介石非常狼狈。最后蒋介
石不得不分别把国民党和三青团痛骂了一顿，然后用“加强团的独立性”来 缓冲了这场狗咬狗的斗争。在大会结束后归途中，陈立夫向蒋介石竭力诉述
党、团分裂的危机，认为“再要加强三青团的独立性是一种自杀政策”。于 是，1947 年 6 月 30 日，蒋介石经过一番权衡利弊，在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
央政治会议的联席会议上说：“青年团与本党再不容有二个形式的存在，决 不能象现在那样于党部之外另立组织，另成系统，现在必须把青年团与党统
一组织，成为一体。”最后，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和三青团团长的双重身份 宣布党团合并。结局是：名为合并，实为争斗，没完没了。
“中统”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是蒋介石党务系 统的特务最高组织机构。正式打出牌子是 1938 年 8 月根据国民党临时全国代
表大会的决定，CC 在中央党部秘书长之下设立“中央调查统计局”，以朱家 骅（当时为秘书长）、徐恩曾①为正副局长（实际上完全由徐负责）②。1942
年，蒋介石又先后派顾建中、郭紫俊为副局长。1944 年，朱家骅辞去兼职，
① 中央干事会秘书处编印：《三民主义青年团七年来团务工作总报告》（民国二十七年七月——三十三年 十二月）第 1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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