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良的事情。以重庆为例，在沙坪坝和磁器口一带将特务学生组织中心设于 中央大学，半公开的有三个组织：生路社、民锋社和自强社。他们对进步学
生的言行动态，制成记录，使特务机关根据记录造成黑名单，根据黑名单分 别进行逮捕、打击、警告、收买、分化等等卑劣手段，以残害青年。又如，
出版《延安归来》、《陕北见闻》、《我选择了自由》等国内外反动书籍， 来扰乱视听，污蔑共产党，麻醉青年，使其迷失方向。尤其是这些书中以无
党无派的“中间”笔调写成，诉苦诉怨，骗取幼稚读者的廉价同情，列举完 全捏造的假事实，丑化人民革命的神圣事业。再如，中统在重庆开办一些书
店，特务店员是经过训练的，看人说话，有时对牢骚满腹的学生说些技术性 的“左”派话，进而和这些青年学生“交朋友”，再进而施展特务工作，以
达到迫害青年的目的。
除了上述的反共反人民的活动外，中统也派特务进入沦陷区活动；搞日 本和汪伪的情报；还搞了一个全国性的“党员调查网”，蒋介石亲下手令：
党员调查网工作是维护国法党纪的工作，忠实党员有义务与责任，对党的调 查工作效力，务使社会风气尚礼义，知廉耻。但反共反人民是中统的中心任
务，据中统局自述：仅 1940 年及 1941 年两年中，“逮捕共党八千一百九十 四人”，自 1940 年至 1942 年 9
月，“共党有一万一千三百七十九人自首”①。
“军统”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是蒋介石军务系统 的特务最高组织机构。正式打出牌子也是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在
军委会办公厅下设“调查统计局”，贺耀祖（当时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任 局长，戴笠任副局长（实际上一切由戴负责）②。1945 年 8 月钱大钧离职后，
戴笠代理局长职务。戴笠是蒋介石身边的一把犀利的匕首，也是善于窥伺主 子意图最博得蒋介石欢心的一条忠实的凶狠的走狗。戴笠说：“我们特工人
员在政治上本身没有主张”，“一切听命于领袖”，“我们不是政治集团， 而是领袖的耳目”。但由于戴的资历太浅、军校出身期别也低（黄埔第六期
还未毕业），所以蒋介石只让他任副局长。但历任局长贺耀祖（1938 年 8 月 至 1942 年）、林蔚（1942 年至 1944
年）、钱大钧（1944 年至 1945 年 8 月）， 也都了解蒋介石的意图，从来不过问军统局的工作与人事、经费，全部山戴
笠一手包办，直接对蒋介石负责。每年 4 月 1 日军统进行“四一大会”①以纪 念“我们的工作纪念日”时，局长去讲一次话，听听戴笠的工作报告。戴笠
的脑子里也根本没有一个什么局长存在，一般外勤特务，甚至还不知道还有 个局长，只知道戴笠是他们唯一的老板。
① 中统局在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中提出的对共党方略的报告（1942 年 11 月）。
② 按蒋介石指定，由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兼当然局长。
① 1932 年 4 月 1 日，经胡宗南推荐，蒋介石授命戴笠主持的特务处正式组成。
“军统”建立后，在“防共、限共、溶共”的政策下，主要工作是加强 反共活动。戴笠认为：抗战期间是一个搞反共活动的好时期。1937 年“八一
三”上海抗战发生之后，戴笠从南京赶到上海，召开原来特务骨干开会，他 说：“国民党掌握了广大地区，有丰富的人力财力和军队，既可以利用合作
对共产党搞打进拉出，又可以用高官厚禄来收买，并从内部进行瓦解分化； 同时，对不公开的地下党员可以借口逮捕汉奸名义，公开拘捕、囚禁、杀害，
对公开了的中共人员则可以侦察、监视、利诱、威逼。”他还分析许多情况， 说：“共产党穷，生活很苦，又没有公开宫位，我们只要舍得拿出钱来，给
他们官做，就不愁不把共产党搞垮。”他再三强调：“这一政策一定要认真 执行，这一机会千万不能放过。”而且军统为了实现其反共反人民的目的，
采用了最恐怖的手段，对内有所谓“许进不许出（即加入其组织是“终身职”， 不得自由退出），“许作不许说”（即要绝对守秘密），“许单不许双”（即
不能发生横的关系），“许死不许活”（即“不成功便成仁”）；对外以手 枪、炸药、暗杀、绑架、逮捕、屠杀等等来进行破坏活动。主要的具体的反
共反人民活动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周围大量增设其特工组织，将其力量渗入军事、 政治、警察、外交、交通、运输等部门中，扩大外围机构，增强反共反人民 活动。如
1939 年，在各地的秘密组织计有八个区、三十个站、一百九十一个 组，1939 年以后由于加强反共，在西北、华北及抗日民主根据地周围，大量
增设组织，其重点放在西北。又如在军事机构方面控制着：各行营、各绥靖 公署、各战区司令长官部调查室、调查科、调查组以及外事处等组织；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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