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之谍报参谋及部分杂牌队伍之政训处；各战区军法执监部调查室以及某些 党政工作队；航空委员会各地之调查组与监察总队以及空军政治部及顾问事
务处；军令部第二厅及其各处；各地警备司令部或卫戍司令部之稽察处、警 察室等；军委会办公厅特检处及所属各地之邮电检查机构；军委会华北督教
团。在行政机构中控制着：行政院中各部会中的某些视察或督察人员；各地 省政府及督察专员公署之调查室、各县之视察员；各省保安处之第三科（谍
报科）。在交通运输机构中控制着：财政部货运管理局及各地货运管理处、 货运管理站；交通部之交通巡察处（包括以前财政部之缉私署、军委会之水
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及交通检查所）。
第二，利用抗战名义欺骗无数青年，在各地开办政治、情报、行动、电 讯、译电、爆破、外事、参谋、交通、会计、查缉等各种性质的训练班，制
造大批的军统特务。当时，在重庆有所谓中央警校特种警察训练班、政治训 练班、特种政治人员训练班、短期训练班、无线电人员训练班、译电人员训
练班、外事训练班、参谋训练班、交通人员训练班、爆炸人员训练班、会计 人员训练班、南洋华侨训练班、稽察监察人员训练班、邮政检查干训班、查
缉干部训练班等。在陕西有所谓西安军委会特种干部训练班、西安电讯分班、 西安训练班、西安查缉干部训练班等。浙江省有温州特训班、荣春特训班。
安徽有广德训练班、临泉训练班。湖南有临澧训练班、黔阳训练班、衡阳查 缉干部训练班。兰州有中央警校特种警察训练班。贵州有息烽训练班。昆明
有交通人员及外语人员训练班等等。军统局就依靠这些训练班，成为其干部 的主要来源，把无数青年引入歧途，为反共反人民服务，作“领袖忠实耳目”，
“捍卫领袖安全”。 第三，招降纳叛，用封官晋爵等办法，诱使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
日部队的成员叛变革命，堕落成为军统特务。如当时八路军洛阳办事处主任 袁晓轩叛变，袁不仅出卖自己的灵魂，而且出卖了八十多位地下党员，自己
捞到一个军统少校组长的位置。张国焘叛变后，蒋介石特将张交给戴笠，戴 笠感到这是蒋对他的信任，于是由张主持了一个“特种政治问题研究所”，
专门进行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部队派遣特工、搜集情报、分化离 间、阴谋破坏的所谓“策反”工作，同时，还采用秘密逮捕中国共产党的有
关领导人，甚至处死灭迹。
第四，建立中美合作所。1941 年底太平洋战争发生后，美国想利用蒋介 石的军统特务机关，发展在华的特工，企图达到打败日本同时能控制中国建
立反苏反共基础。蒋介石也想利用美国的新式技术、经济资源，来强化与扩 大其特务组织，以达到所谓“本着中国的精神，利用美国的技术，建立德国
式的秘密警察与党卫军”的目的。于是，1943 年春，美蒋签订特工合作协定， 在军委会下设立一个“中美合作所”，由戴笠及美军海军准将梅乐斯分任正
副主任，在全国各地，特别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周围，设置了许多美蒋联合 特工机构，并在各战区建立“别动队”，“忠义救国军”等武装特务。
第五，在各战区及沦陷区进行了不少对日伪的情报工作，服务于抗日战 争的开展。如戴笠自己在“八一三”淤沪抗战爆发时，也曾亲赴前线搜集情
报，向蒋介石报告战况，1937 年 11 月 9 日和 11 日，先后两次密电告蒋介石。
但同时，又勾结日伪摧残抗日爱国民主力量，还派遣人员“奉令伪化”，进 行所谓“曲线救国”，如“别动队”、“忠义救国军”散布在江、浙一带进
行“联伪剿共”活动。
总而言之，蒋介石手中的三青团、中统、军统，在抗战期间特殊的历史 条件下，也从事过一些抗日的活动，但其主要的活动是反共反人民，压制人
民抗日民主运动，犯下了许多令人发指的罪行。
三、蒋介石的图西南 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统治的地区是西南各省。西南各省原不在蒋介 石的控制之下，在 1935
年追击中国工农红军时虽然把手伸了进去，但未达目
的。这时，蒋介石利用抗战的时机，在西南地区再度排除异己，力图完全控 制西南各省。所谓“西南问题”，实际上就是蒋介石同西南地方实力派之间 的矛盾问题。
西南包括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四省。抗战期间，贵州几乎完全为蒋 介石所控制，西康则在四川地方势力刘文辉的统治下（刘文辉原同刘湘均为
四川的大军阀，刘文辉是“保定系”，刘湘是“速成系”，1932 年冬至 1933 年夏，二刘发生了四川军阀三百多次混战中最大也是最后的一次战争，刘文
辉败退西康）。所以，西南问题的中心在于四川、云南两省。蒋介石乘抗战 之机，把四川和云南弄到手。
四川是西南问题的中心的中心。当时四川有六千多万人口，是兵源的基 地；重庆又是国民党的陪都；抗战爆发后沿海许多企业内迁四川，又建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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