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政大计。但是十二月十三日，鲍罗廷竟在武汉集合一部分中央委员和国府 委员开会，决定组织所谓‘联席会议’，推徐谦为主席，执行其所谓‘党的
最高职权’。这显然是莫斯科指使下对本党的分裂行动，我为了保持本党的 团结和军事的统一，不能不极力容忍。十二月十九日及二十日，我两电武汉，
对于武汉联席会议的决议案，皆表同意，并且敦劝当时留驻南昌的中央委员 和国府委员，迁移武汉，使三中全会得以举行。”而事实上不是如蒋介石上
述所说，蒋上述行为只是一种被迫的举动。当 1926 年 11 月攻克南昌后，一 部分国民党中委、国民政府委员及鲍罗廷遂取道江西北上，12 月初旬，宋庆
龄、徐谦、陈友仁、吴玉章、王法勤、鲍罗廷等十多人到了南昌，蒋介石亲 自接待，12 月 7 日在庐山开会，未议出什么具体方案，就下山回武汉去了。
这些人一走，对蒋介石企图迁都南昌是一个打击。12 月 13 日，国民党中央 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昌开会决议组织“联席会议”，在政府未正式
迁来武汉之前，执行最高职权。1927 年 1 月 1 日，武汉宣布国民党中央和国 民政府已在武汉执行职务，而蒋介石却在 l926 年 12 月 31
日在南昌宣称国民 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已迁至南昌。1927 年 1 月 3 日，武汉政府举行国民政
府北迁和北伐胜利的庆祝大会，同日，蒋介石电武汉称，根据南昌国民党中 央政治会议决定，以及北伐军发展情况，主张国民政府暂设南昌。武汉复电
不表赞同，于是蒋介石亲自到武汉，想说服武汉的国民党人。李宗仁在回忆 中说：“民国十六年一月中旬，蒋总司令曾亲赴武汉视察，渠见武汉风色不
对：恐发生意外，稍留即去。”当时的“风色”确实不利蒋介石。蒋介石后 来说：1927 年 1 月 11 日，他到武汉时，鲍罗廷当面对他说：“蒋介石同志，
我们三年以来，共事在患难之中，所做的事情，你应该晓得，如果有压迫农 工、反对 C.P.的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子来打倒他的。”由于迁都
武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蒋介石也只得表示拥护。1927 年 2 月 20 日和 3 月 5
日，他在南昌先后两次在欢送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迁鄂的大会上发表演 讲，说：“武汉是全国的中心，也是政治变迁的策源地。我们党部和政府到
了武汉，一定比在南昌发展得更快。我们今天可以代表在南昌的同志，明白 的告诉谭主席和各位委员：我们的政府虽然迁到武汉去了，我们在南昌的同
志，对于拥护政府、拥护本党的热忱，比现在还要增加几倍。
迁都武汉，出乎蒋介石的无奈，而他深知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 在起关健作用，于是在他控制的南昌就几次发表了反共反人民的演说。1927 年 2 月
21 日，蒋介石在南昌总部第十四次总理纪念周上发表了长篇演讲。他 说：“现在武汉的本党一部分同志，有一种运动，有一种宣传，所谓要提高
党权、集中党权。⋯⋯今日提出这集中党权、提高党权的口号，不过拿一个 口号来排除异已的同志，做他们真正要想把持党权的武器就是了。”进而他
更露骨地说：“现在共产党党员，事实上有许多对国民党党员加一种压迫， 表示一种强横的态度，并且有排挤国民党员的趋向，使得国民党党员难堪。
这样，我便不能照从前一样的对待共产党员了。”他还说：“我亦曾附带的 有一句话，就是说：‘将来共产党强大起来了，如共产党员有跋扈强横的事
实发生，那我一定要纠正他，并且一定要制裁他们，也要以今日对待本党同 志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向导》当时发表文章评论蒋介石的这次讲话是：
“特别是看重共产派，差不多演说中十分之六七是对共产派说话的，说共产 党员如何强横，他要如何制裁共产党。”①蒋介石的这次演讲发表以后，南京、
上海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通讯社和报纸如东方社、通电社、路透社、顺天 时报、字林西报等，都大吹特吹，语句之间都表现一种极兴奋的样子，差不
多异口同声地说：“蒋介石已起来反对左派，抑制共产派了。”孙传芳、张 宗昌在上海办的《新申报》和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办的《江南晚报》，也都大
作其社论，大宗登出蒋介石的演讲，大加赞扬说：“到底蒋介石不错，还能 起来抑制共产分子。”3 月 7 日，蒋介石又借南昌总部第十六次总理纪念周
之机，再发表长篇演讲，痛骂武汉政府对他反共反人民的行为的制裁是“拿 一种压迫的手段对待本党的领袖，或有侮辱我们本党的行动”，是“反对革
命领袖，破坏国民革命”，而且说：“如果有反宣传，阻碍我们的革命，那 我们就要当作他是反动派，当作他是我们的敌人看待。”他还说：“无论哪
一国，如其放弃帝国主义政策，能以平等待我中国的时候，那么我们对他们， 如同对苏俄一个样了，未始不可以联合的。”“若苏俄一旦不以平等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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