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夺取了几处。以民政厅长言，在江苏省从 1935 年开始，都是在 CC 手里， 在陕西、河南和和其他一些省也有过短期的掌握。至于教育厅长，以 1935
年为例，江苏、浙江、湖北、山东、河南、陕西、宁夏等省都是 CC 分子占据。 抗战中，陈立夫掌握了教育部，夺取的方面更多，不仅许多大学成为 CC 的工
具，就是教育部直接办的各省“联中”也都是由 CC 分子掌握。那些来到手的 学校，也由学校党部暗中操纵。
CC 的主要活动有这么几项： 第一项是主持各级“清党委员会”。
自 1927 年“四一二”后，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市党部都组织有“清党委员 会”，以贯彻其彻底清除进步力量的阴谋策划。在中央，以中央组织部为主，
成立了一个“中央清党委员会”，由邓泽如、吴倚伧、曾养甫、何思源、段 锡朋、冷欣、郑异等组成。在地方，由中央清党委员会任命清党委员会组织
各省县市清党委员会。这些 CC 分子控制下的清委会，打着“将共产分子、土 豪劣绅、贪官污吏、反动、投机、腐化、恶化等份子清除之”的招牌，实为
集中国标进行反共。同时对国民党内具有进步思想或某些表现上同情共产 党：反对过蒋介石的成员，都诬为“反动分子”，多方进行搜查和发动检举，
罗织成为“叛党”的罪名，加以杀害或长期关押。蒋介石将“清党运动”分 为两期，他说：“一期之清党运动，在以极敏捷严厉之手腕，扑灭共产党徒
之逆谋，屏除共产党徒于党外，其事犹易，第二期之清党，则必以至大至久 之擅心与毅力）肃清潜伏之共产分子，绝其根株，同时确立本党之新生命，
自强不息，使一切危害本党与腐化本党者咸无从立足，此其事益甚难也；我 同志能深知其难，而又有不畏难之决心，锲而不舍。以求达此目的。”蒋介
石对第二期“清党”提出了三条“最应注意之点”。第一点是各级党部之组 织必十分严密，党员必遵守纪律。他说：“共产党徒寄生本党，以数量言，
当不逮本党同“志二十分之一，然彼常能以少胜多，操纵如意者，其组织之 严密胜于我，其党员之尊重纪律也过于我也。”“今既有清党运动；必注意
于党员之训练，入党之审查勿滥，工作之考核宜严，一切投机及腐化分子， 咸宜屏除，务使本党之组织视其共产党更为坚强，本党之纪律视共产党更为
严整。凡共产党组织之特长，足补本党党章所专备者，咸可择善而从，而党 章则尤须实力奉行。”第二点是注重根本消饵之方，对于跨党分子之俭举，
不容稍宽，惟处理必求审慎，防止扶嫌倾陷情事。他说：“第二瑚之清党， 有与第一期不同音，第一期之清党，为紧急处分，其时共产党徒谋叛正亟，
非各地同时采用极严峻之手段，无从遏抑乱萌；第二期则为根本整理，肃清 共产党徒之根株勿使复活，此必有待于缜密统一之方案。第一期之清党，自
打倒共产党领袖及其著名活动分子入手，此等人之罪状皆甚明显；第二期则 须遍及一般跨党分子，其证据比较难得，挟嫌诬陷者易施其技，办理稍有不
慎，将增加人民之恐怖，斫丧社会之元气，而党务进行也大受其影响，此不 可不注意者也。”第三点是为实行三民主义，贯彻以党治国之宗旨，更不能
不从速铲除共产党。该组织根据蒋介石的旨意，进行“以党力摧毁共产党组 织”，自 1928 年至 1930 年“共捕获中共高千十五人，中级八十人，下级及
普通党员一万五千人”①。当时浙江省，省党部成立了“清党委员会”，各县 县党部都设立“清党委员”，在所谓“清党”期间，先后杀害了省党部常务
委员宣中华（共产党员）、农民部长郑振中（共产党员）、工人部长韩宝华
（共产党员）、中央组织部特派员王雨春（共产党员）、金华政治督察员张 新饰（共产党员）、金华县党部执行委员钱兆鹏（共青团员）及中共浙江省
委书记张秋人、组织部长张农、工人部长沈乐山、共青团省委书记何某以及 其他国民党左派分子共达一千余人。
在各省市清党委员会结束后，各省市党部将其改组为指导委员会或整理 委员会，办理党员登记，重新确定党籍。对思想进步或被认为思想动摇的党
员，多方予以刁难，不使党辖恢复，或进一步施以迫害。据浙江省党务指导 委员会 1928 年 9 月出版的《浙江党务》第十八期所载，全省七十六个县（市），
党员人数有资料可查的有十四个县（市），合计二万二千九百余人，参加“总 登记”的有一万七千余人，被“考查”认定为国民党员的是一万二千余人。
第二项是设立“设计委员会”。自 1931 年 4 月顾顺章（中共中央保卫局 局长）由徐恩曾逮捕叛变后，调查科乃开始采用利用叛徒，加强特务工作的
政策，利用顾顺章开办叛徒训练班，改造其特务工作，设立“设计委员会”， 搜罗叛徒参加其特工。当时参加的有徐锡根（即冯琦）、王云程、余飞、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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