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认为，要不是宋美龄的坚持，张学良恐怕早就没命了。西安事变后，许多人为
讨蒋介石欢心，要杀掉张学良为蒋泄愤。宋美龄始终反对他们对张学良动手，并且
一再要求蒋介石要保证张学良的安全。
是不是由于宋美龄的坚持，才保住了张学良的性命这很难考证。但是到台湾以
后，宋美龄对张学良始终很客气，经常送些好吃的东西给他。虽然张学良被蒋介石
软禁了大半辈子，可他始终没有对蒋介石个人表示抱怨和非议，一则是不敢，二则
可能对宋美龄不是那么敌视。张学良到台湾曾信奉耶稣基督，有人认为这也是宋美
龄给张学良的影响，对西安事变的这一历史事件，在外界看来，宋美龄在张学良身
上还是赋予了宽恕态度，这也许是引发张学良信仰基督教的重要原因。
3．把基督政治化
宋美龄是一位基督徒，由于从小就接触基督教的缘故，她把《圣经》奉为圭桌，
甚至对教义的理解已经到了出神人化的境界，对《圣经》故事更是倒背如流，不在
话下。她的许多演讲里面都大量引用《圣经》的原话，她经常引用《圣经》上的话
说："我要打的仗已经打过，要走的路已经走过！"以此来表明自己的心迹。她常
常以上帝的忠诚信徒自居，宣传基督教在政治中的作用。
1953年8月，宋美龄在华盛顿斯塔特勒饭店出席宴会，发表题为"中国将重获
自由"的演说词，她大谈蒋介石的"抗俄反共"历史，大谈台湾是中国人民的一个
"自由的庇护地"，结束时，最后一句话是："上帝的方法是不可测的。也许我们
需要张大眼睛看看反基督的野蛮行为，我们的力量，对抗邪恶的意志，才可以重新
获得。有上帝的帮助，我们不会失败，中国将重获自由，世界也将如是。"
这样的论调虽然已近乎苍白，但在宋美龄的心中，上帝依然神圣，尽管有些时
候也有失误的时候，但终有一天上帝的眷顾会重来，那就是"反攻大陆"，重新获
得政权。
1955年2月，美国《克利夫兰新闻报》记者福亨女士到台北，宋美龄在26日接
见了她。宋美龄在与这位记者谈话时，仍念念不忘《圣经》，她对这位记者说：
"两个中国政策很像是信奉两个上帝。"她把美国准备承认"中华民国"又承认新
中国一事，比作《圣经》上所提及一面信奉上帝一面信奉玛拿的警告。
由此可见，《圣经》教义贯穿了宋美龄的政治信条和人生信条，也是她的精神
支柱。
4．体会与实践
关于对宗教的情感，宋美龄把它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可以说是与宋家及
蒋家政治、经济发展生死攸关。为此，宋美龄曾经这样解释：
第一阶段，我极度地热心与爱国，也就是渴望替国家做些事情。我的机会很好，
我与丈夫合作，就不难对国家有所贡献了。我虽有这样的抱负，但只赖我自己，我
实在还缺少一种精神上的定力。
接着是第二阶段。我在上面已说过的种种状况，使我失望悲现，颓丧消极了起
来。到慈亲去世，真觉得眼前一团漆黑。北方有强敌的铁蹄，南方有政治的裂痕，
西北旱荒，长江水灾，而最亲爱的母亲，又给上帝呼召了去，除了空虚，我还有些
什么呢？
我母亲的宗教精神，给了蒋委员长很大的影响，我于是想到，我在精神方面，
不能鼓励我的丈夫，实在觉得万分遗憾。委员长的太夫人是热心的佛教徒，他的信
仰基督教，完全由我母的劝导。为了要使我们的婚约得到她的许可，委员长允许研
究基督教义，并且诵习圣经。后来，我发现他谨守前的，我母去世之后，也丝毫不
变初衷，但教义中，他起初很有一些不能了解的地方，读时很沉闷。他每天诵习旧
约，苦思冥索，自多困难，所以我在日常谈话中，实有把难解之处，委婉示意的必
要。
我就把我所知道的精神园地，引导丈夫进去。同时我因生活纷乱，陷于悲愁的
深渊，也想找一自拔的途径，于是不知不觉地重又回到了母亲所信仰的上帝那里。
我知道宇宙间有一种力量，它的伟大决不是人们所可企及的，那就是上帝的力量，
母亲鼓励委员长精神生活的任务，既由我担负了起来，我也日渐和上帝接近了。......
由此而入第三阶段。我所愿做的一切，都出于上帝的意思，而不是自己的。因为家
族信仰基督教，宋美龄自然而然接受了这种信义，并在婚后影响了蒋介石。然而，
蒋介石则有些牵强附会，因为支持他的精神的还有王阳明学说。他把基督教揉进了
自己的政治信仰、意识形态，基督教仅仅是他政治精神层面的一面挡箭牌。
在蒋介石的书房里，挂了三张照片，右边进门的地方是耶稣基督的画像，对面
是他的母亲王太夫人的遗照，书桌的正上方，则是国父孙中山遗像，足以看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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