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控制网。美国人在评论50年代初期台湾军队中的政工制度时说："国防部下的总
政治部，一般认为，效率尚高，手段毒辣，政治部在军方的任何机构，安置政工人
员，进行控制监视，......美国驻台军官普遍厌恶。"
蒋介石在总结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时认为，控制青年无力是其关键，所以到台湾
后很重视青年工作。1950年4月28日，"中国青年反共抗俄联合会"成立，并在北
投训练干部。1952年10月31日，"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正式成立，蒋介石兼任团
长，蒋经国将掌有实权的主任一职抓到手。自此以后，蒋经国直接控制"救国团"
达20年之久，"救国团"自称是"一个具有教育性、群众性和战斗性的青年组织。"
但实际上，它是第二个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国民党的预备队。"救国团"在台湾各
县市及大、中学校均分别设有团委会、党支部、支部，并拥有幼狮通讯社、幼狮出
版社、幼狮广播电台等一套文化宣传机构。"救国团"在台湾政治舞台上异常活跃，
无事不过问，无事不插足，成为国民党控制台湾青年的"最大最活跃的政治团体"
。
在知识文化界，台湾当局规定有五项不可触犯的禁令：
反攻无望论；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书籍和言论；任何报道中国大陆的进
步实况；批评蒋介石和蒋经国的言论；统一中国的言论。如果谁触犯了其中的任何
一条，轻则书报和刊物被查禁，重则坐牢杀头。
台湾当局的新闻检查极为严格，由7个警察特工机关专门组成"宣传会议"，
对于任何报纸、杂志、书籍都可以正式或非正式地"过问"。他们可以任意撤掉记
者的稿件，裁撤"不称职"的记者，处分任何一家报刊或出版部门。一次"文化清
洁运动"，就有10余家杂志被查封。
为防止大陆的消息传到台湾，国民党当局强迫有收音机的人进行登记。凡是想
购收音机的人，先要得到由"保安司令部"审核发给的准购证。一架收音机每年交30
元的执照费，还要贴足16元的印花税，执照费和印花税的费用达收音机价值的10％
以上，逾期交纳上述两项费用的需加倍处罚。凡是出售无线电器材、收音机和收发
报机的单位，一律要将器材名称、数量及存放地点，详细填表后交"保安总部"。
与此同时，一些关于收音机知识方面的书籍也被莫名其妙地查禁。如华南书局出版
的《音响扩大机》、《单管收单放机》、《初级短波收音机》、《简易交流式收音
机》等书道禁，其借口是"向不法分子传授收音机知识，窃听毛匪广播。"
更习以为常的是，许多杂志书刊一不小心，越出界限而触犯了禁令，那么从此
就甭想得安宁。这方面有数不清的例子：
1960年9月，《自由中国》因冒昧给蒋介石提了几点建议，而以"掩护匪谍"
和发表"反共抗俄国策"等罪名被勒令停刊，刊物负责人雷震被判10年徒刑。
《自立晚报》因为刊载了对蒋氏父子"不敬"的文字，而被停刊5个月。
以刊载幽默文章著称的《人世间》月刊，曾因"几次影射当局"而被停刊几次。
专门谈论时事的《时与潮》周刊，被指责为"煽动民间不满情绪"，停刊一年，
后又以"藐视法庭"的罪名，受到警告。
1975年8月创刊的《台湾政论》，刚出5期，就以"煽动叛乱"的罪名而被查禁，
有关人员被逮捕。
与此同时，国民党利用其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大办党营文化出版事业，企图实现
垄断。50年代初，张其昀任中央党部秘书长时，一手操纵成立了"中国新闻出版公
司"、"中央文物供应社"、"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等文化出版机构，出版
发行《中国一周》、《新思潮月刊》、《学术学刊》、《国事丛刊》等刊物，并出
版《现代国民基础知识丛书》等300多种，这一切使得"党义书籍充斥书肆，反共
八股满天飞。"
在这种压抑、专制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噤若寒蝉，思想文化界一片死气沉沉。
麻将流行，酒家泛滥，今朝有酒今朝醉，狂歌当哭。在百无聊赖的情况下，大家只
好讲究一番荷尔蒙、维他命、固精、补肾了。在这孤寂、黑暗的包围下，个别知识
分子间或崩出几点创作的火花，或发出几声呐喊，由此又引起当局的惊慌失措和对
知识分子的一顿"大棒"，"文案"接二连三发生，其中以"《文星》案"、"柏
杨事件"和"毛语录事件"最为典型。
"《文星》案"：主要是围绕作家李敖和《文星》杂志而展开的。《文星》是
一个侧重学术文化的综合性月刊，由肖孟能夫妇于1957年11月创刊于台北，以"生
活的、文学的、艺术的"为刊物宗旨。创刊四年，成绩平平，没有什么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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