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望到敌阵在举行火葬的烟焰。整个衡阳城被死尸臭气所笼罩，实在是很悲惨。
【8月11日】
如余健在一日，则国家必有一日之前途。共匪虽有国际之背景与阴狠之奸谋，彼亦必有终无出路之一日，不可过
于忧虑，只须忍辱待机，若至不得已时，唯有以快刀斩乱麻处之。否则余若一经悲观忧世，甚至存一死以报国之念，则国家人民必沦
胥以亡，徒使共匪与敌寇之阴谋得逞已耳。能不自勉乎哉!何况今日处境虽恶劣万分，而较之十五年至三十年之间之情势，犹胜多矣
，唯在我能自求、自反、自主、自强耳。
这段日记有好几点值得注意：首先他已数年不称中共为“匪”，现在又重用“共匪”
之名目，这不能与美国政府因史迪威强迫他与中共合作无关。次之他叮咛自己不要一死报国。他刚嘱方先觉抱“一死报国之决心以赴
之”，而自己则反其道而行，如何说得过去?他所说乃是基于他自己的地位，一死报国易而忍辱待机难。照文字看来他甚至业已经过
一死报国之冲动，虽说这冲动至何程度，很难设想。总之蒋介石给自己鼓励慰勉的文字经常重复的出现于日记，而叮咛不要一死报国
只此一次，已可见得1944年8月，他的情绪激动非常。再次之他说及“15年至30年间”，应指民国15年至民国30年之间，亦即1926年
至1941年，乃北伐开始至抗战已4年，而太平洋战事尚未展开之前。当时中国的高层机构经常面临生死问题，现在的困难，最多不过
荣辱问题。自此看来他对美国的援助始终曾未忘怀。他虽说过“最后独立作战之打算”也仍不过是给自己的鞭策，并不能立即实施，
“自求、自反、自主、自强”只算是一种抽象的观念，并未构成具体之计划。又即在此兵败之际，蒋对他部下精神上之领导的力量仍
有十分自信，是以“如余健在一日，则国家必有一日之前途”。证之抗战期间之百般困难的情形，此说并非全部虚构，即衡阳战役亦
曾显示此精神因素。只是承担艰危之时日愈久，此种因素之功效愈微。
1944年 4
【8月22日】
倭外相重光宣称：不仅不与中国军队为敌，而且不与中国政府为敌。倭寇至今日而作此声明，岂非已后悔莫
及乎?
小矶内阁在8月19日举行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对战局进行了检讨。其结论为：预料在8月之后，日本本土将遭到
大规模空袭，战局趋于“重大化”。因此决定对苏联进行“中立工作”，对华进行“和平工作”的方针。这是为了集中全力适应即将
威胁到日本本土的对美战争，于是希望和苏联拉手，与中国和平。而并非“后悔莫及!”
“不与中国军队为敌，而且不与中国
政府为敌”不过是一个烟幕弹，而蒋氏一时却被它迷住了眼睛。
【9月7日】
综核其(赫尔利)谈话大意，罗斯福总统所嘱代达者，并非罗斯福有何事要求余来做，而乃是听取余要其所做之事来
做云。且语气甚为恳挚，与往日美员所表现者完全不同。
7月23日，蒋介石向罗斯福提出三个条件：
(一)共产党军队不
得接受史迪威的指挥，除非共产党接受中央政府领导。
(二)对于史迪威在同本人(蒋介石)的关系中的地位应当明确规定界限。
(三)租借法案援助的物资完全要由他来掌管。
其实，蒋介石在与罗斯福玩弄拖延战术，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把军队交给
史迪威的，更何况史是一个过去经常冒犯他的人。
8月18日，美国总统罗斯福派遣赫尔利以总统私人代表身份来华协商史迪威
指挥权问题。
赫尔利是罗斯福最为信任的军事外交官，曾任陆军部长、少将军衔。他此行，途经苏联，和莫洛托夫外长会谈；
然后赴印度新德里，和史迪威晤商后，即携史迪威同机于9月6日抵达重庆。
赫尔利自称来华使命主要是：“我奉罗斯福总统指
示，防止国民党政府垮台并使中国军队继续战争。从战略上和外交上两种观点看，上面所说的成为我们的主要目标。其次是调和中美
机构及美国驻重庆大使调和中国政府间的关系。”
9月7日，他再次向蒋介石强调说明罗斯福派他来华的目的是“维护中国国民
政府的巩固，拥护委员长是中国的领袖。”
此时，国际形势发生巨变，希特勒崩溃在即，日本的败局已定，美国已不再强调蒋
介石的对日作战，而侧重于巩固蒋介石的统治，以便在战后作为美国控制亚洲和太平洋的基地。
尽管蒋介石已经明了美国的用
意，但他依然以“深思熟虑”为理由敷衍着赫尔利。一直到9月12日的会谈中，才初步达成如下协议：
(一)史迪威的职务名称
为：中华民国陆空军前敌总司令。
(二)其职责范围为：受最高统帅(委员长)之命令，商承军事委员会之同意，指挥中国陆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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