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重要事情要做，就是我们商定的和谈腹案和国防部的意见，必须向蒋委员长汇报。这样的大事情，必须委员长点头才行。请你
和我一道再到奉化去一趟。”于是在3月29日，张治中与屈武二次飞往溪口，在飞机里张治中对屈武说：“你同蒋经国的关系很好，
你们是什么话都可以谈的。到奉化后，我同蒋委员长谈，你就同蒋经国去谈，他对他的老子还是有影响有作用的。”
到溪口以
后，我就感觉到这空气和上次颇有不同。到那里的人不少，有些露了面，有些没露面。当我把和谈研究的大概情形告了蒋，并把上述
“腹案”给他看。他只说“我没有什么意见”，“你这次负担的是一件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此外，就广泛地谈，没有具体
的意见。(张治中回忆)
蒋经国在3月29日的日记中也记述了这件事：当蒋收到张要来溪口的电报时，蒋说，“他来不来无所谓
”。张来溪口后，蒋对他的态度非常冷淡，只邀他游览溪口附近的风景。
蒋氏父子为何“冷淡”?因为他们认为张等到北平，
实质上是投降。
这到底是不是向中共投降?毛泽东是这样写道：我们的方针是不拒绝谈判，要求对方完全承认八条，不许讨价
还价。其交换条件是不打桂系和其他国民党主和派；一年左右也不去改编他们的军队；南京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员允许其加入政治协商
会议和联合政府；对上海和南方资产阶级的某些利益允许给以保护。
【4月17日】
共匪对政府代表所提修正条件二十四条款，真是无条件的投降处分之条件。其前文叙述战争责任问题数条，更不
堪言状矣。黄绍竑、邵力子等居然接受转达，是诚无耻之极者之所为，可痛。
国共和谈在北京进行近半月，双方军事力量相差
明显，这种谈判不可能是“马拉松”式的。4月15日，周恩来宣布了中共拟定的八条二十四款的《国内和平协定》，要求南京政府必
须在4月20日以前表明态度。
国民党代表团对这个《协定》作了研究之后，认为中共已接受了他们所提半数以上的意见，特别
是关于战犯问题，作了很大让步“所以代表团一致的意见，认为尽管条件过高些，如果能了然于‘败战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
，不囿于一派一系的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以诚心承认错误，以勇气接受失败，则对国家
、对人民、对国民党保全者实多，总比顽固到底，失败到底好”。
4月16日，黄绍竑和屈武携《协定》回南京，李宗仁不敢做
主签字，他立即派人送溪口“转呈”蒋总裁过目。同时，张治中也给蒋写了封信，交屈武带回南京，再托吴忠信转交，希望蒋“断然
暂时出国，摆脱一切牵挂”。
然而，历史上的失败英雄，在关键时刻是很难听得进去忠言的。
【4月30日】
4月份最重要之事，莫过于共匪对政府所提“国内和平协定”条款，使李代总统等主和求降甚至谓“投降即光荣
”之投降派亦无法接受，而不得不宣告和谈决裂，重新作战。此固最近时局中遭遇重大艰难；然中华民国生机与国民革命之复兴，亦
即在于此也。……
其(共产党)所用之方法虽有不同，而其非得余而不能甘心。以及其非彻底毁灭我国家之基本不可之目的，则
完全不同。
中共的《国内和平协定》，于4月16日由国民党和谈代表黄绍竑和顾问屈武携回南京。何应钦立即将这个协定呈送
给蒋介石。蒋介石看后，气急败坏，竟骂出一句不伦不类的话：“文白无能，丧权辱国!”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也把中共所提
之协定视为“征服者对被征服者之处置”，“竟甚于敌国受降之形式”，“形同最后通牒”。
4月30日，蒋介石乘“泰康号”
军舰抵达上海，在龙华机场召开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上海警备司令陈大庆，上海防守司令石觉，上海
战区空军司令毛瀛初等。蒋介石对淞沪防务又作了周密的部署。会上，蒋介石训话时说，坚守住上海，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届
时即将得到美国全力保护，我们就会重新光复全国，这是至关党国存亡之战役。
5月1日上午，蒋介石在汤恩伯的司令部，召集
在淞沪的各中央军事学校毕业的学生(主要是黄埔系)开谈话会，会上成立了由中央各军事学校同学会组成的“非常委员会”。蒋介石
成立这样一个委员会，是想以他黄埔老校长的名义，将已呈四分五裂状态的中央军校系统出身的将领重新集合起来，达到收拢嫡系部
队的目的。但是，好多人接到蒋介石的通知，并不到会。如黄埔正宗嫡系将领、南京卫戍副总司令覃异之，就在蒋介石召开会议的当
天上午，从上海出走，回广西老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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