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又眼见希望在国际政治之现实场合中幻灭。迄至1933年2月24日国际联盟召开特别大会，决议东北宗主权仍属中国，但地方自治
，日人在境内扩充其铁道特权。投赞成票者四十二国，反对者唯有日本，弃权者唯有暹罗(今日泰国)。而日本代表团竟在投票后，由
松冈洋石率领离开会场，表示日本退盟。况且东北三省纷争未已，日本一面退出国际联盟，一面又进攻热河。此举已非军人逞凶。在
动员来犯之前，外相内田康哉在贵族院发表外交方针，阐明热河系满洲国领土之一部分，所以热河问题全系满洲国内部之问题。从战
役之资料看来，夺取热河之军事行动经过日皇批准。
【10月7日】
此次对日作战，其关系不在战斗之胜负，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长，与夫国家人格之存亡也。余固深知我国民固有之
勇气与决心早已丧失殆尽，徒凭一时之兴奋，不具长期之坚持，非唯于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默察熟虑，无可恃也。而余所恃者在
我一己之良心与人格，以及革命精神与主义而已。是故余志已决，如果倭寇逼我政府至于绝境，迫我民族至无独立生存之余地，则成
败利钝自不暇顾，只有挺然奋起，与之决一死战，恃我一己之牺牲，以表示我国家之人格，以发扬民族之精神。
而蒋介石则坚
持唯安内始能攘外，并且他自恃唯有他一己才能达成此任务。“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他一再强调他个人所起的决定性之影响，有“
万人皆醉我独醒”之气概。
日记的这段文字不能在战前公布。严格说来，他这时候(至少在1931年)对于和日本作战没有必胜的
把握，相反的，以他深知两方的实力，如即此仓促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可是逼不得已又只有一战。其应战之目的已不在求胜，而只
在保全国格。这也和他以文天祥、史可法为典范的态度接近。如果我们不计较当日情势，单独的阅读此段文字，很难不对作者生反感
。他把整个中国国民说得全无是处，只有他蒋介石一人气概万千。可是另一方面，想到“九一八事变”之后，北方大学生南下请愿，
殴打外交部长，报纸杂志充满着慷慨激昂的文字，动辄称东夷岛寇不足计较。汪精卫因张学良之不抵抗，愤而辞职。及至抗战军兴，
遇到困苦艰难之际，汪精卫首先投降。
1932年
【1月10日】
内无壮备，遽尔绝交，此大危事也。 1932年年初，蒋介石仍无职位期间，听说南京外交部长陈友仁主张对
日绝交，他写下自己的看法。
【1月29日】
余决心迁移政府，与日本长期作战，将来结果不良，必归罪于余一人。然而两害相权，当取其轻，政府倘不迁移
，随时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
日寇蓄意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是为了转移中国人民和国际舆论对其在东北的侵略行径。
日本这时正在东北阴谋建立“满洲国”，企图将整个东北变成日本的殖民地。1月18日，日本五个和尚在上海马玉山路向中国工人义
勇军挑衅，打伤了日本和尚天崎启升（后死在医院），日本又自焚公使重光葵的公馆，然后嫁祸中国民众。月24日，日本向上海大量
增兵，已有航空母舰“能登吕”号等十艘军舰开进黄浦江。27日，日寇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最后通牒，限28日下午六时答复日方提
出的“道歉”、“惩凶”、“赔偿”、“取缔抗日运动”、“解散抗日团体”五项无理要求。蒋介石的亲信吴铁城，本着蒋介石“忍
辱负重”的指示原则，立即派警察查封了“上海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这样，蒋介石还“对于上海紧迫情势放心不下”，又命令参
谋总长朱培德和军政部长何应钦，立即派宪兵第六团从南京赶赴上海。“因为此时驻防上海的是第十九路军”，蒋介石不敢担保十九
路军不抗日，“调派宪兵部队到达上海的目的，则是配置在中日两军战斗部队的中间地带，起缓冲作用以防范不测事态。”1月28日
，蒋、汪召开临时中央政治会议。全国都以为中央定会对上海严重局势作出对策。不料中政会竟一句不谈如何抗日，却作出了与抗日
毫无关系的三项决定：一、惩戒陈友仁。因为陈在上海的谈话批评了蒋介石。二、决定恢复新闻检查。这是蒋介石上台后加强法西斯
统治的表现。三、改组南京政府。十九路军将士和上海人民在浴血抗击日寇，这时蒋、汪合流的南京政府做些什么呢？1月30日，还
没有公开复职的蒋介石通电全国将士，“慷慨激昂”地说：“……今身虽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然后话锋急转
：“勿作虚浮之豪气，牺牲之精神。”怎样保持牺牲呢？中央决定迁都洛阳，逃之夭夭！
【2月15日】
财政不充实，何以为国?何以御侮?当力图之。
对日外交，全国瞩目。孙科与外交部长陈友仁，为取得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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