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略攻势”，就是用3年时间完成它。“因为国际环境之险恶，整个大局之危急，已经不允许我们再有三五年来剿匪了
。”
“战术守势”，就是在军事上实行“步步为营，节节推进，碉堡公路，连绵不断”，逐步缩小包围圈；在经济上实行严密
封锁，使“苏区”得不到一粒米、一撮盐、一勺水的补给，甚至企图使之得不到任何情报；在政治上继续推行1932年开始的保甲制度
，十户为甲，十甲为保，相互监视，相互告发。陈诚把这些说成是：“抽干塘里的水，捉塘里的鱼。”
为此，举办“庐山军官
训练团”，任陈诚为“副团长”。该团举办了3期，先后训练学员3200余人。
对于该团的训练宗旨，在开学典礼上，蒋说得十
分明白：
我们这次召集大家到这里来训练，其目的是要练习打赤匪的本领来消灭赤匪。
我们以后能不能剿清赤匪，与整
个革命的成败、党国的存亡、以及个人的生死，统统都看这次训练能不能发生效力。
【6月29日】
此次第二、第二十五、第八十三师等师战斗结果，所余官兵不过三分之一，而各团反攻时，有只余六人生还者，
其余因伤自戕之官长，不可供仆数。激烈如此，总理之灵，当可慰矣。唯何以慰我阵亡忠勇将士之灵?勉之!
可是长城抗战虽持
续两月余，结果带灾难性质。长城沿线全系石山，极难构筑掩蔽部，又缺乏林木荫蔽，是以阵地敌方飞机与火炮之理想目标。参与各
军无不死伤惨重，反攻则不见效，只有宋哲元部在喜峰口附近击退日军，并以大刀队夜袭敌营。可勉强称为局部胜利外，战报无喜讯
之可言。国民党军队非不英勇，如第二师在古北口南天门之役死伤三千余人，第八十三师当日即死伤一千余人，以后，又称“死伤惨
重”，第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负伤。
战后，蒋介石在日记中综合了当时的情形。
【7月27日】
御侮抗日，绝非以武力可与之竞胜，亦非以外力可以牵制，此时唯有在内政、社会、教育制度中，即在国民军事
教育与团练保甲之中，积极努力，行之五年，由小而大，则或有万一之效也。
管仲提倡礼义廉耻旨在富国强兵。蒋介石提出精
神与人格，其着眼在对付日本，此已在与黄郛谈论时道及。我们仔细阅读他当日之演讲词，即可窥见他企图与部下成立协议：如果你
们绝对服从我，我可以保证你们打败日本。《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有下面一段：
我们有一个革命的领袖，一定有抵抗外侮复
兴民族之革命战略和战术。只要大家能绝对服从革命的统帅，在一个最高命令之下，要我们守就守，要我们攻就攻，要我们退就退，
要我们进就进，要我们生就生，要我们死就死，如果能够如此共同一致，服从命令的话，一定可以有革命的战术战略，可以战胜一切
，达到我们最后的目的。
以下又有一段，更将第三人称的“革命的领袖(统帅)”换为第一人称的“我”：
我可以相信，
如果有60万以上的真正革命军，能够绝对的服从我的命令，指挥统一，我一定有高明的策略可以打败这小小的倭寇。老实讲，他们那
一般骄妄愚蠢的军人，完全不在我的眼中，我一定有办法可以战胜他们。而最要的条件，就是要指挥统一。
我们无从否定如此
之训示与抗战初期中国士气的旺盛有绝大的关系，甚至怀疑以当日的情形而论，若非有此精神上之激励，中国是否敢于与日本作战，
又开战后不出六个月而平津京沪相继失守，此战局是否可以继续维持。但是即在提议作以上口头协议时，蒋并无充分把握。他在讲后
数日即在日记中写出关于“御侮抗日”的“妙论”。
卢沟桥事变即在这则日记写出后的4年尚欠20天内爆发。
1934年
【2月11日】
余之赞美耶稣者五：一曰牺牲精神，二曰忍耐精神，三曰奋斗精神，四曰纯一精神，五曰博爱精神。 中国
在此期间所缺乏者为宗教思想。专制时代皇帝为天子，所颁“圣旨”有如天命，民间亦供奉“天地君亲师之神位”，于是融合宗教思
想、政治体系、伦理教育与社会习惯为一炉。所以其衙门结构简单，其向心力仍能凝聚。民国肇造后，旧思想既与旧体制一并推翻，
新人物复视所有宗教均属迷信。(崇拜西方者不可不察：今日美国重要官员就职均手按《圣经》宣誓，国会开幕即有牧师祷告，所有
软硬币均镌有“我们对上帝存信心”之一贯字样。)相形之下，中国缺乏宗教上之向心力，亦为当日企图率领全国之人士所感重大困
难之一。冯玉祥被称为“基督将军”，亲用水龙头为部下行浸礼；唐生智军中拜佛，以“大悲大慈，救人救世”为号召，即是针对此
缺陷之补救办法。
蒋介石较此二人含蓄。他虽于1930年受洗为基督徒，但在此日记中写出五曰赞美耶稣词。这样看来，他所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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