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
从前只以豪杰自居，不愿以圣贤自待，今日颇欲以圣贤自贵，不复以豪杰自居矣。
此间应注意者，“自责
”与“自居”不同，亦与“自待”有别。蒋介石从未自承己为圣贤，并且年近五十尚一直不愿作圣贤。所以自责者出诸外界要求。以
上两条均写在日记之“雪耻”栏内。所以雪耻运动纵由蒋介石发起，他自身亦感到所造成气氛之压迫。
古今中外革命家甚难成
为圣贤。革命家志在改造社会。当旧道德业已崩坏，新道德标准尚未树立之际，他们着眼于集体之成功，即不能以个人名节自矜。并
且此时私人道德亦与公从道德冲突。至此我们只能直截指出：“行一不义杀一无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不是蒋介石之行径。日后主持
抗战，蒋尚要在长沙大火，黄河决堤，并于河南产生饥馑之情形下求得胜利，他更不可能受着传统道德之束缚，倒与“一即一切，一
切即一”之思潮接近。
【11月28日】
倭寇横暴状态，已无和平之望，故毅然断行，一面抗议其倭军在华北之暴行与土肥原之胁迫，一面准备如华北
“自治”发表，则明示为倭寇以军力逼成，而规诫华北之主官。筹维再四，另无他道也。
在日人压力之下，蒋介石于11月20日
接见日本大使有吉朋。有吉问及蒋对广田三原则之态度，蒋一度称赞同。但事后由外交部长张群否认，谓赞成系赞成自三原则商讨，
并非接受三原则本身。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于11月26日撤销。30日又派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北平办事处长官北上。何氏自6月离平后即
不愿再往，蒋介石曾请国府主席林森及各院长敦劝，始得成行。但从此何被多数国人认为“亲日派”或患“畏日病”。
最后中
日两方协商后，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委员16人由中日双方拟定，郭廷以之评语云：“中国认
冀察政务委员会系中央设置的地方机构，日本视之为华北自治行政机构。”
在日记所写的情况下，遂有民间普遍展开的游行示
威抗议。
【11月29日】
每遭非常祸患，应以泰然自处，凡事皆立于上帝，由我信心而生耐心，由耐心而获成全也。
蒋介石那种接
近佛教与道教的趋向，又常为基督教之人身的神替代。他之顿悟亦在此时代之以基督徒之虔诚，有如他闻报日军占领平津车站，而朱
德与徐向前部亦逼近成都之西南时，便在日记上写出上番话。
要分析蒋介石之宗教思想实在不易，不如综合。大概他保持中国
传统习惯“诸说混合”之办法，更因他一直被环境逼迫，也带有“折中主义”的成分。
1936年
【6月30日】
呜呼!国势至此，何以为人?凡有血气之伦黄帝子孙，其将何以雪此奇耻!若不图自立，复有何颜立于天地之间
!
此时，蒋介石正坐镇成都指挥“剿共”，然而，对察省主权的丧失，他也是痛心的。 日记所写的话这当然也是肺腑之言!我
们不是说，蒋甘心卖国，而是说，蒋一心“剿共”，便无力抗敌救国。但蒋对中共“不共戴天”，对日本帝国主义却想“化敌为友”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蒋先生该是很熟悉的，问题在于蒋不把中共看成是兄弟。
【9月26日】
三年之内，倭寇不能灭亡中国，则我何患其强迫，但此时当不可不隐忍耳。
蒋介石直到西安事变前夕，他
仍然希望将全面抗战之展开延迟。实际上则他没有3年5年的时间，写下上段日记之后不出9个月，即爆发了卢沟桥事变。
【10月28日】
汉卿如此无识，可为心痛。
蒋对西北张、杨的离心倾向，当然是有觉察的，只是由于他正集中力量对付两
广，不得不暂时搁置下来。
1936年秋，蒋在对两广事变的处理告一段落以后，便将几十万大军北调。一时间潼关以东大军云集
，洛阳、西安和兰州，飞机起降繁忙，已有明显的“督战”意味了。
10月22日，蒋从南京飞西安；蒋鼎文、卫立煌、陈诚、陈
调元、朱绍良、蒋作宾、邵元冲、钱大钧等20多名高级军政人员也先后来了。28日蒋、张会晤，张披肝沥胆，当面提出国共合作，共
同抗日的意见。
“十年天地干戈老”，这是一个180°的大转弯，蒋根本听不进去，蒋介石于是在当天日记中写了如上几个字
。
【11月8日】
以本人生命与主义合而为一，预备牺牲一切，为其多数人受苦，就是完全人格的表现。
在重整道德的要求(
即蒋介石于1934年5月15日日记中所云：“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
”)之下，蒋介石作为领导人也不能规避。于是，他在日记中写了如上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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