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蒋介石经过一整晚上的考虑和思想斗争后，终于下定
了准备进行全面抗战的决心。次日(7月9日)他下令在四川的何应钦立即驰赴南京，着手编组部队，准备全面抗战。并指示在庐山的第
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火速下山，北上河北保定、石家庄地区，准备同日军作战。同时，蒋介石又命令各军事机关准备总动员，并加强
各地戒备体制。这一天，他又电令宋哲元严阵以待，促其坚定决心，加强警戒，其电文是：
“守土应具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
极准备之精神应付。至谈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惯伎，务须不丧失丝毫主权为原则。”
【7月12日】
倭关东军到津，内阁昨召集紧急会议，商讨对华政策，全国政党与产业界宣言拥护其阁议。以余观之，皆为其外
强中干之表现，但战事势必扩大，不能不亟谋应付之方。
1937年7月9日，中共将领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等代表全体红
军，打电报给蒋介石：
“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名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同一天，日本
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由天津到达北平，和驻北平武官今井武夫等人反复洽商与中国的对策。
7月10日，日方向秦德纯提出
“第29军负责人道歉，中国方面撤兵”等无理要求；秦将交涉中心移往天津，第29军第38师师长张自忠为中国军方代表继续交涉。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向日本大使馆提出“日军是有计划的挑衅，极其不法”的书面抗议。
这时的蒋介石已有全面预防日军
扩大侵华战事之意。当日，他采取三项紧急措施：
一、编组战斗部队，第一线为100个师，预备军为80个师，在7日底以前秘密
组建好大本营和各集团军、军团司令部；
二、将现有的6个月用量的弹药屯置长江以北三分之二，长江以南三分之一。如果兵
工厂万一被敌机炸毁，就向法国、比利时购买军火，并确保经由香港、越南路线运回国内。
三、准备兵员100万人、军马50万
头和6个月的粮秣。
这一天，中日双方是在两军对峙的情况下进行交涉。日军方面加紧对宋哲元进行要挟。
7月11日下午
8时，张自忠代表宋哲元，未向中央请示便与松井太久郎签署的屈辱和约，其协议如下：
1第29军代表向日方表示遗憾，并处
分责任者，将来负责防止再发生类似事件。
2和丰台日本驻屯军接近的宛平城、龙王庙不驻中国军队，改以保安队维持其治
安。
3彻底取缔抗日团体。
身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宋哲元，竟对此协议予以同意。
蒋介石对这份未呈核
准的屈辱和约不予批准。并命外交部长王宠惠以备忘录形式，通知驻南京的日本大使馆：“任何谅解，未经中央核准者，无效。”
日本见蒋氏如此强硬，于是当天，在东京首相府邸举行五相会议，决定派遣内地3个师团、朝鲜1个师团、“满洲”两个旅团的兵
力“对支那出兵”。
事情发展至此，蒋介石已感到必须急谋对策。7月12日下午，他命何应钦主持召开关于卢沟桥事件的第二
次会议。会上专门研讨国民党中央的指示：“本委座所示不挑战必抗战之旨，如宋主任(宋哲元)环境关系，认为需要忍耐以求和平时
，只可在不丧失领土主权原则下与彼方谈判，以求缓兵，但仍须作全盘准备。”
这一天的日记，蒋介石一方面分析情势，一方
面强调指出：“战事势必扩大，不能不亟谋应付之方。”
【7月19日】
政府对和战表示决心，此其时矣!人以为危，我以为安。立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对倭最后之方剂，
唯此一着耳!
书告既发，只有一意应战，不再作回旋之想矣!
就在蒋介石写下“亟谋应付之方”的当天(12日)，日本外务
省当局声明：“今后为军人对军人交涉，非外交当局时期云云。”蒋介石由此已完全意识到，日本必将贪得无厌，于是在第二天(7月
13日)对宋哲元发电告诫，表示准备抗战决心，电报指示：“万勿单独行动，不稍予敌方以可乘之隙。”同时命令道：“中央已决心
运用全力抗战，宁可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
至此，从7月8日写完当天日记的那天晚上，彻夜未眠，经过周
密的考虑和激烈的思想斗争开始，到13日向正在负责卢沟桥事件交涉的宋哲元发电为止，可以清楚地看出蒋介石被迫下定抗战决心的
整个思想轨迹。
但是，宋哲元虽然已经到了这一阶段，并不理会蒋的告诫和准备抗战的决心，仍是执意希望“当地解决”，并
再次派张自忠等人出面交涉。
7月14日，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来到中国后，派该军参谋专田盛寿向宋哲元强硬提出7
项苛刻的、完全控制华北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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