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和态度，表达了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迫切愿望，受
到各界人士的拥护，也给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以重大影响。(正因如此，蒋介石十分恐慌，担心共产党因日益得人心而最
终得天下。
2月12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在西安开始对国共合作的
具体问题进行谈判。谈判中，中共代表坚持《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所提五项要求、四项保证的原则立场；在政治方面
，承认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取消暴动政策及没收地主土地政策，要求国民政府分批释放被押的共产党员，允许共产
党员适当时期公开；在陕甘宁边区问题上，取消苏维埃政府，将红军驻扎地区改为陕甘宁行政区，执行统一法令与民选制度，其行政
人员经民选推荐，由国民政府任命；取消红军称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并提出愿将现有红军中
之最精壮者编为3个国防师，计6旅12团，每师15万人。在3个国防师之上，设某路军的总指挥部。另外，提出了参加国民大会、国
防会议和停止对西路军的军事进攻等要求。国民党代表在蒋介石授意下，提出：要中共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完全服从国民党的领导；
要分割陕甘宁边区，划归地方行政区，直属各省，并取消民选制度；要求红军改编后，服从蒋介石的一切命令，南京政府向红军派遣
各级军政人员，每师编制不得超过1万人。中共方面对此等条件当然不能接受，这次谈判没有达成协议。
2月15日，国民党五届
三中全会召开，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14人向大会提出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指出“近半年来，迭次接
中国共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并呼吁“趁此机会恢
复总理之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
同一天(2月15日)三中全会上通过宣言和《根绝赤祸案》，其内容
重点为：根绝赤化宣传；根绝阶级斗争等，看出蒋介石对中共的态度没有改变，其反共的立场没有放弃，他的所谓国共合作，只是策
略问题。在大会召开前的2月5日，蒋介石的日记就已写得明明白白：“对内避免内战。然一遇内乱，则不放弃戡乱安内之责任。”在
大会召开后的3月6日，蒋介石又对日本大使川越茂说：“我国对共产党政策并未有何变更。此点可于前次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案证
明之。”在这里，蒋介石已把他内心世界大白于光天化日之下。
但中国共产党依然为国共合作不懈努力。
3月13日中共
中央指示中共代表向国民党方面重申“顾(祝同)、贺(衷寒)提案完全不能承认”，“谈判须重新作起”，要求与蒋介石直接面谈。随
后，周恩来回延安，叶剑英留在西安联络。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国共正式谈判，周恩来于3月下旬去杭州，与蒋介石谈判
。周恩来表示了中共愿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重申了关于两党合作的原则立场，向蒋介石提出十一项书面要求和六项口头声明。蒋介
石回避应解决的具体问题，只表示原则上同意国共合作。他说：不要提国共合作，只提共产党与他合作，并要求共产党拿出一个与他
永远合作的办法；并示意可以把共产党合并于国民党，这充分表明了蒋介石的国共合作的真正意图何在，是中共在“发动其阴谋”，
还是他在“发动其阴谋”?尽管当时没能具体达成协议，但内战是可以停止了。
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告全党同志书》，明
确指出“全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的目的已经实现了，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基本上已经结束”，并号召全党“为
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
6月4日，周恩来到庐山与国民党商讨国民大会代表问题，并与蒋介石
谈判。蒋介石闭口不谈共同纲领问题，而强硬提出：一、两党合作的形式问题。由他指定国民党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提出同等数量干
部，共同组成一个国民革命同盟会，他任主席，有最后决议权；两党一切对外行动与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共同纲
领亦由同盟会讨论；若同盟会工作顺利，将来可视情况，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并与第三国际发生关系，代替共产党的关系
。二、军队问题。由共产党根据以前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先发表对外宣言，然后南京政府发表三个师的番号，并委任师长。三个师
仍照十二个团编制，人数可容纳45000人。在三个师之上设政治训练处，负责部队指挥。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出国留洋。南方各游
击区由共产党派人联络，经国民党调查后，对部队进行编遣。原领导人须离开部队。三、陕甘宁边区问题。蒋介石坚持由国民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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