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2月7日清晨，日军由东、南两面迫近南京城。
蒋介石在此日记中所说“若早10日离京，则大局更不堪设想矣!”
其意有二：(1)稳定军心，想与南京共存亡；(2)诱敌深入，迫使日军放弃中原南侵的意图。
【12月16日】
近日，各方人士与党中重要负责同志以军事失败，非违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殊不知此时求和，无异灭亡，
不仅外侮难堪，而内乱益甚，彼辈只见其危，不知其害；不有定见，何能撑此大难也。
由于蒋介石希望以和平解决“争端”，
并表态答应以原宋哲元接受的7项条件为基础与日谈判。接着，于12月7日，把这意思通过陶德曼转告给日本外相广田弘毅。这一系列
的对日活动，使得中国的求和派有所抬头，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求和派叫嚷“一连失败之下，非求和不可!”顿时在党和政府内部刮起
因恐慌而谈和风。这些情况，则反而给予日本以可乘之机，日本政府因连战获胜，直逼南京城下，而更加得意忘形、趾高气扬起来。
蒋介石一见“众口一词”“求和”风张，诚惶诚恐，顿感非申明大义，喻告天下不可了。岂不知这阵“风”是由谁煽起的!
【12月26日】
倭所提条件如此苛刻，决无接受余地。
12月7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将12月2日他与蒋介石调停经过备忘
录，通过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递达给日本外相广田弘毅。
出乎意料的是，广田弘毅表示出“是否能以1个月之前(11月5日蒋介
石在南京与陶德曼会谈的七条)的条件为基础来进行谈判，颇成疑问”的态度。
显而易见，这是因为在这一个月之间，日军已
在杭州湾登陆，攻占南京即在眼前，军事上已占优势所至。
12月13日，南京沦陷。
12月14日，在日本策划下，在北平中
南海居仁堂成立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汤尔和为议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为行政委员会委员长，董康为司法委员会委员长。
当天(14日)日本方面开始举行日本政府和大本营的联络会议，与会的各大臣在原7项条件基础上又提出4项新的条件，即：
一
、中国放弃容共、抗日、反“满”政策；与日、“满”两国合作，实行反共政策。
二、在必要地区设立“非武装区域”，并在
各区域分别设立“特殊机构”。
三、日、“满”、中三国之间缔结密切的经济协定。
四、中国对日本给予必要的赔偿。
12月26日，陶德曼将上述条件传达给中国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
蒋介石顿感意外，认为新增加的4项是“亡人之国的条件
”，令人气愤的是，这里竟有在日寇所占地域建立伪政权和中国对日本侵略者给予战争赔款等内容，简直苛刻已极，无法令人忍受。
【12月27日】
今日除投降外无和平，舍抗战外无生存，彼等实昧于大势，不知国家利害，此革命之所以未能成功而一至于此也
。
在蒋介石通过德国与日本秘密进行和谈期间，中国方面有人表现出了迎合敌人迫降的倾向。以汪精卫为首的投降派甚至在12
月27日的最高国际会议中还主张和谈，实在令人气愤!说起汪派的投降史是由来已久的，早在抗战一开始，身为国民党副总裁、中央
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和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竟大肆鼓吹民族失败主义。7月29日，汪精卫在南京也发表了以
“最后关头”为题的广播讲话。他说：“我们是弱国，抵抗就是牺牲，牺牲的程度是要使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随
后，汪精卫与周佛海、梅恩平、高宗武、陶希圣等人组成“低调俱乐部”，诬蔑抗日派的主张是“唱高调”，而他们大肆散布“战必
大败，和不致陷于大乱”的论调，为其卖国投敌制造舆论。时至今日，南京已经陷落，全军都在败退，日寇诱降条件不断加码，投降
派们更加嚣张起来。
作为日本的同伙，德国、意大利与此同时抓紧拉拢蒋介石，帮着日本诱降。蒋介石这个时候并不坚定。
蒋介石退到武汉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意大利驻华大使齐亚诺向蒋介石透露：由他们调停中日双方共同结盟，以对付苏联和
英、美。蒋介石认为可以商量。可不久，接到了日本的4项苛刻条件，并提出不承认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要征服整个中国。蒋介石被
迫表明态度，对日方提出的和谈条件决无接受余地，坚决予以拒绝。同时反而为此苛刻条款而感到安心了，认为这样求和派再无话可
说。蒋介石决意继续坚持抗战，于是在12月27日召开了国防最高会议，重表抗战决心。同时蒋介石又一次发表了抗日文告曰：
“不问目前的时局如何改变，我们必不屈服。我们必须勇往前进。屈服的结果便生惨祸。不问国际局势如何转变，我们自己必尽最大
努力，而不轻易表示失望。我们不要依赖他人。我受命于党国，自然绝不放弃此项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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