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上，疯狂掠夺
和榨取沦陷区的资源与财物，利用沦陷区的人力、物力支撑侵略战争。
在外交上，加紧与德、意勾结，对英、美施加压力，企
图通过英、美迫使国民政府妥协投降，尽早结束中日战争。同时，做出蕴藻浜反苏姿态，继张鼓峰事件后，又制造了诺门坎事件，以
迎合英、美、法等国的反苏情绪。
此时的欧洲，正是德国法西斯进一步实行扩张政策的当口。
1938年4月，德国吞并奥
地利。
5月，又陈兵捷克边境，并以战争相威胁，迫使捷克的盟友英、法让步。英法为纵容德意向东进攻苏联，而采取了妥协
让步的绥靖政策。
9月29日，英、法与德、意签订了出卖捷克民族利益的“慕尼黑协定”，在没有捷克代表与会的情况下，强
制捷克将苏台德地区交给德国。
此时的远东，正是日本耀武扬威攻占广州与武汉的时刻，英美为集中力量对付欧洲紧张局势，
力谋与日本妥协。从1938年冬开始，英美多次积极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以胁迫蒋介石投降日本为条件，解决中日战争问题。
“所谓太平洋会议，就是东方慕尼黑，就是准备把中国变成捷克。”
蒋介石日记中所说“国际对其压迫更形显著，是敌之害，
即我之利也”。
但是压敌乎?还是压“友”乎?却原来是敌友联手压我!
不知“利”从何来!
内政外交确实处在“转
变动荡之中”，后来的事实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12月12日】
今日之处境虽在倭寇多方困迫之中，然较之西安遇难之危机状态千万矣。上帝既能拯救余出此万恶绝险之境，
自能拯救余四万万生灵于涂炭之中也。唯祈上帝能早日赦免余之罪恶，而使余国家民族即脱离压迫实现独立耳。
长沙大火案了
结后不久，时值西安事变二周年纪念。
虽以蒋介石之宗教性格，他仍一向保持中国人之立场，很少提及本身罪愆，此处情形特
殊。
【12月21日】
此事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恤一切，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是岂吾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
惜之至!唯望其能自觉回头耳!
汪精卫与日本陆相坂垣征四郎暗中勾结，一是通过高宗武和日本直接联系，另一个代表是梅思平
。
梅思平曾于1937年抗战初期参加周佛海的“低调俱乐部”，鼓吹民族失败主义。再加上梅借用上海文化团体名义从事和平运
动，因此很受汪精卫的赏识。
1938年4月，汪将梅思平派往香港主持艺文研究会香港会友机构国际问题研究所。梅借此机会，
多次与今井武夫秘密会谈所谓中日和平条件。
10月21日，汪精卫对路透社记者发表谈话时，公开声称：
“如日本提出议
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吾人愿随时和平。……就中国而言，吾人未尝关闭调停之门户
。”《申报》1938年10月22日。
10月22日，梅思平乘飞机抵达重庆，对汪精卫说：“日本希望汪脱离重庆，别组政府，谈判和
平条件。”
于是，汪精卫便把周佛海、陈公博、梅思平、陶希圣等召集到他的寓所里，密议投降之事。在促使接受日本意向过
程中，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起了重要作用。
10月25日，武汉失守，接着发生长沙大火。于是汪精卫借机加紧所谓“和平运动”
。他在《复华侨某君书》中说：
“我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在会议里，不知说过多少次了，到了广州丢了，长沙烧了，我们意
见更加坚决，更加期其实现。”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
这时的汪精卫等决定投降日寇，并立即
决定脱离重庆。同时，“重新指定高宗武和梅思平为中国方面的代表，命令他们同日方的代表进行商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
84页。并与周佛海一起制定了投降活动的详细计划。
汪精卫欲于11月2日经由香港转往日本。
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文
麿向国内外发表声明(即第二次近卫声明)，说什么：
“日本此次战争的目的，在建设东亚新秩序”，表示“以日、满、华三国
相提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树立相连环关系，……倘国民政府能转换政策、变更人事，参加建设新秩序，日本并不拒绝。
”
这里表示日本政府欲与国民政府和谈，但仍排斥蒋介石。这是明显地向国民政府的投降派--汪精卫之流招手。蒋介石对第二
次近卫声明在1938年11月的《揭发敌国阴谋阐明抗战国策》中指出：
“敌国声明及其谬论，五光十色，矛盾百出，意在内欺其
国民，外欺世界友邦，更对中国国民妄想肆意迷惑、麻醉、恫吓之毒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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