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
什么“唯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
并劝蒋介石“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新闻报》1939年1月1日。
至此，汪精卫集团已公开投
入民族敌人的怀抱，成为破坏抗战、卖国求荣的可耻汉奸，沦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12月22日】
不料精卫之糊涂卑劣乃至于此，诚不可救药矣。党国不幸，竟有此类寡廉鲜耻之徒，无论任何待之以诚心义胆，
而终不能邀其一顾，此诚奸伪之尤者也。
汪精卫之出走，使蒋介石相当震惊。从记录看来，蒋与汪曾在1938年12月9日在重庆
会商，到有孔祥熙、张群、王庞惠诸人，此似为汪最后主持之国防最高会议。《大事长编》所载无会议记录，只有蒋坚持不与日本言
和之主张。
汪既出走，蒋即认为此系企图给他自己以打击的举动。
至此他全未考虑到汪出走有一个和战关键在，他仍认
为问题全在汪和他自己的人身关系。
又有：“彼虽蓄意加害于余，而余仍应以善意救彼，对于此种愚诈之徒，只有可怜可痛而
已。”（1938年12月24日日记）其重点亦仍在“彼”与“余”之关系。
【12月24日】
回忆民国十五年彼投共卖友，不惜
祸党误国，余以至诚待之如总理。而彼为共党所欺，以一时之利害，而放弃公私情义，不惜与苏共协力谋我，思诱我上中山舰运往海
参崴。此种非人所为之事，而彼竟乐于为知，是则何怪其今日通敌图降，以打破我抗战计划，使我不能成功。其不识大体，不顾国家
至此，余乃复兴之合作，欲使之自拔，岂不拙乎？然而要亦力求余心所安耳！
由汪精卫的叛国而联想起1926年3月26日的“中
山舰事件”。虽然当年蒋介石承认误听传言，行动过激，不久已获得真相。但他终生未放弃中山舰绑架他赴海参崴与汪精卫预闻之一
说。
至此他更强调抗战乃一己之事业。
《大事长编》所载蒋在1938年年底以前，曾想用各种办法使汪不致投敌，如央请
与汪交好之彭学沛劝汪赴欧，又与驻英大使郭泰祺交换电讯作同样安排，再嘱香港《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在言论上对汪暂留余地。
日记有云：“以德报怨固非人情之党，但救人即所以自救，忠恕待人，宁人负我，我决不负人，唯求心之所安而已。”（1938年12月
27日）但恐怕去此不久，即已派遣刺客谋杀汪。
1939年 1
【元旦】
去年12月26日之讲演词与本日开除汪兆铭党籍案发表，已克服困难，奠定国基矣!
这里所说的“讲演词”
是1938年12月26日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发表的讲演。 在这篇讲演里，对于和汪精卫逃出重庆相呼应的“第三次近卫声
明”加以驳斥如下：
“近卫谈话所谓东亚新秩序，系以中国新生后，日、满、华三方面合作为基础。他所谓‘新生中国’是要
消灭独立的中国，另外产生一个奴隶的中国，世世受其支配。而此‘新秩序’则是根据于中国已变得为奴隶国家后，与日本及其造成
之满洲伪国紧密联系而成。……
“‘所谓东亚同体’，他们公言：日、满、华应该是立体关系，而不是平面关系。又说该是家
长制，日本为家长，而满、华为子弟。换句话说：前者为治者、为主；后者为被治者、为奴。这不是并吞是什么?……
“他所
谓‘经济集团’，不仅是要操纵中国关税金融，垄断我国生产和贸易，独擅东亚的霸权；他逐渐演下去，势必至于限制我们中国个个
人民的衣食住行，都得不到一些自由，生杀予夺，唯其所欲，整个的中国民族做奴隶、做牛马、在鞭笞吮吸之下，整个消灭我们民族
的生存。
“所谓‘兴亚院’(原为‘对华院’后改名为‘兴亚院’，1938年12月26日成立)，是执行一切灭亡中国计划的总机关
，也可以说是集日本从前在中国到处制造罪恶的种种特务机关之大成的一个总特务机关。……现在索性揭破面幕，正式地成立起来。
……
“综观近卫的这个发明，我们可以断言：日本真正之欲，乃在整个并吞我国家，与根本消灭我民族，而决不在所谓中日合
作或经济提携等等的形式。……
“我们记得：日本人也常以‘日韩一体’、‘日韩不可分’等语调麻醉、眩惑朝鲜的人民，今
日他又盛倡‘日满华不可分’的‘东亚协合体’，干脆就是‘中日合并’，就是‘日本大帝国’之完成!……
“现在，他灭亡
中国之计划与工具已经一切齐备，其侵略并吞手段与心事已毕露无遗；所缺者，只待中国受其欺蒙、受其威胁而向之屈服，上其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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