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争论不休，终无结果。
蒋介石于4月17日阅毕黄绍竑携回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后，在当日日记中写道：
“共党对政府代表所提修正条件24条款，真是无条件的投降处分之条件。”《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2辑第599页。
蒋介石一面骂黄绍竑接受转达“无耻之极”，一面提出“速提对案交共党”，“拒绝其条件”。并要李宗仁按国民党中常会所定和谈五项原则办事。
在此关键时刻，李宗仁棋错一步，采纳了蒋介石与白崇禧的建议，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终于导致了国共和谈的最后破裂。对蒋介石而言，他有台湾作退路，可以不要和平。但对李宗仁而言，他如果不与中共和平相处，共同建国，就必然在蒋介石的种种掣肘中宣告失败，而且无立足之地。后来的事实说明了这一点。纵观蒋、李争斗的第二个回合，最终又以蒋胜而告终。
第三回合：围绕蒋介石出国之争。从两次争斗的失利中，李宗仁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蒋介石一日不去，他就不会有—丝一毫的作为。为了摆脱失利的困境，并从蒋手中夺回应有的权力，李决定要不惜一切逼蒋出国。李的这一想法正好与力主和谈的张治中的看法不谋而合。
张治中是桂系首领白崇禧的同学，两人关系很融洽，与李宗仁关系甚好，又是蒋介石的左膀右臂。他虽在和谈问题上得罪了蒋介石，但他毕竟是蒋介石的嫡系，与蒋介石有着很深的关系。李宗仁上台后，他深感李的地位很虚弱，和谈前途诸多险阻，对李的处境表示同情。当他2月份应李宗仁之邀入京时，曾因多次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接触，谈及蒋、李关系时，二人均感蒋介石在溪口操纵一切，实为南京和谈的障碍。张建议司徒雷登对蒋施加影响，劝蒋出国。司徒雷登以不干涉中国内政为由，反劝张以其个人同蒋的关系，劝蒋出国。时逢国民党元老吴铁城抵京，他与上述两人看法一致，遂与李宗仁交换意见。李宗仁便派张治中、吴铁城前去溪口劝蒋出国。与此同时，李一面请求美国助他阻蒋“干政”，一面亲自写信给蒋介石，声称如蒋不停止干预，他将“决心引退，以谢国人”。当时南京《救国日报》还刊出了“蒋不出国救国无望”的新闻，从而挑起了逼蒋出国的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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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对手斗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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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认为李宗仁此举用心险恶，因而决计不出国，并予以反击。当张治中、吴忠信于3月3日抵溪口后，蒋一见张、吴的面就说：
“你们是来劝我出国的，报纸已经登出来了。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个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
此话一说，李宗仁也无奈蒋何。
南京失守之前，蒋、李杭州会议决定总统府迁穗办公。但当南京失守之际。李宗仁临时决定飞桂林，其目的仍是向蒋施加压力，逼蒋交权。同时，李也有另组政府与中共谋和的意图。
蒋介石对李宗仁飞桂林一手没有料到。自己赴穗主政又名不正，言不顺，遂策动国民党元老居正、阎锡山、李文范三人随白崇禧飞桂林促驾，声称三人来前已得蒋5年内不干政的保证。其后，陈济棠、朱家骅亦衔蒋命来桂相劝。陈、朱二人皆说，蒋已决心将军、政、财大权全部交出，他绝不在幕后操纵。李宗仁称：赴穗主持可以，但需蒋作确切的保证。李的先决条件是：
（1）“国防部应有完整之指挥权。蒋先生不得在幕后指挥”；
（2）“全国任免官吏，由总统暨行政院长依据宪法执行之，蒋先生不得从幕后干预”；
（3）“中央金融、企业等机构，概由行政院主管部会监督，任何人不得从中操纵，中央银行运台存贮之银元、金钞，须一律交出，交付军政费用”；
（4）“各级政府须依据宪法规定，向总统及行政院长分层负责，不得听受任何个人指导，在穗之政府机关，应率先奉行”；
（5）“国民党只能依普通政党规定。协助指导从政党员，不得干涉政务，控制政府”；
（6）“希望蒋先生暂时出国赴美访问，免碍军政改革”。《李宗仁回忆录》第957页。
居、阎、李三人携李宗仁六条件于5月4日飞返广州，何应钦特派专人将此条件亲自交蒋介石。蒋见到李的六项条件后，非常恼火，对李要求的前五项作如下答复：
（1）“总统职权既由李氏行使，则关于军政人事，代总统依据宪法有自由调整之权，任何人不能违反”：
（2）“前在职时，为使国家财富免于共党之劫持，曾下令将国库所存金银转移安全地点；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一切出纳收支皆依常规进行，财政部及中央银行簿册俱在。尽可稽考。任何人亦不能无理干涉，妄支分文”；
（3）“美援军械之存储及分配，为国防部之责任。引退之后，无权过问，簿册罗列，亦可查核。至于枪械由台运回，此乃政府之权限，应由政府自行处理”。
（4）“国家军队由国防部指挥调遣，凡违反命令者应受国法之惩处，皆为当然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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