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正许身革命40余年，生死荣辱早已置之度外，进退出处，一唯国民公意是从，当此危急存亡之日，受全体军民同胞责望之切，已无推诿之可能，爰于3月1日复行视事，期共奋勉，以光复大陆，重建三民主义新中国。”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3册第3326页。
3月13日，蒋介石在总理纪念周上又发表了《复职的使命与目的》的讲话，声称：
“我一生中有三次下野三次复职”。第一次复职的使命“是完成北伐，统一全国”；第二次复职的使命是“抵抗日本侵略，争取最后胜利”。这一次复职的使命“就是要恢复中华民国，救大陆同胞，而最后的目的乃是在消灭共产国际，重奠世界和平”。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第1955—1956页。
对于蒋介石重登大宝之举的评价褒贬不一。
董显光在《蒋总统传》中对蒋此举作了如下的评论：
“蒋总统在考虑复任此不易讨好的任务时，深知只有使‘自由中国’的人民重申信念始能免于灭亡，李氏代理时期之动摇犹豫，使政府人员的信心渐渐消失，南方与西南最后之崩溃实为失败主义与武人意志薄弱之结果。中国现已到达这样一个时日，唯有意志上的奇迹始能把它挽救，蒋总统自知，在国民党的阵营，只有他自己才能推动此一奇迹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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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职视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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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蒋总统如复职，他所遭遇的困难自多，他如专为自己打算，自仍以引退为宜。复职后如不幸失败，不是有生命的危险，便是饱受指责，蒋总统所享受中国的尊容已达于最高峰，今后所遭遇者或不免有下坡之事，故以个人利便的原则而论，他最好是置身局外。而避免最后奋斗的艰巨责任。但蒋总统自非规避责任的人，早已以身许国。他不计个人的安危。也不顾现实的顺逆，他毅然接受了国人的最后要求。”董显光：《蒋总统传》第565页。
对于董显光的评价，《蒋经国传》的作者江南评论说：
董显光用栽赃的手法，将大陆失败的责任，都推给了李宗仁，实为公正客观的史家所难接受。对于蒋介石“复职”，江南曾引用陶希圣的一句话，即“明知其不能也要为”。他说蒋的性格倔强，“不战至最后的一兵一卒，绝不轻言牺牲”。
蒋介石的“复职”也遭到大洋彼岸李宗仁的抨击。蒋介石“复职”后立即给李宗仁发了一个电报。希望李宗仁以“副总统”的身份作为蒋的专使在友邦争取外援。
李宗仁接此电报后非常气愤，立即复电蒋介石，骂他的做法“荒谬”。同时，李还引证国民党“宪法”第49条规定：
“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至总统任期届满为止。总统副总统均缺位时，由行政院院长代行其职权，并依本宪法第30条之规定，召集国民党大会临时会，补选总统、副总统，其任期以补足原任总统未满之任期为止。”
李宗仁指责蒋介石的要害之处是，即使我“代总统”缺位，也该由“行政院长”阎锡山代行职权，然后由“国民大会”临时会补选“总统”，你蒋介石“复职”是根据哪家的“宪法”？
李宗仁还说：
“蒋先生的复职并未使我惊异，因为事实上他早已是台湾的独裁者了。不过站在国家法统的立场上，我不能不通电斥其荒谬。”“我至少亦应作诛锄叛逆的表示，以为国家法统留一丝尊严。”《李宗仁回忆录》第1031—1032页。
李宗仁对蒋介石的指责，再度激怒了蒋，他决心对李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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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免李宗仁闹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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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要报复李宗仁，不仅仅是李对他的指责，还在于李宗仁在蒋介石登基3天后的美国招待新闻记者会上宣称：本人仍为“中华民国总统”，即将“返国行使职权”。后又表示6个月内返“国”，领导“倒蒋”工作。再者，毛邦初案发生之后，李宗仁于1950年11月17日接受毛邦初呈文，于11月19日以“代总统”名义批令毛邦初一切均按李的指示办，对蒋的命令“一概置之不理”。同年12月5日，李还在纽约寓所招待外国记者时宣称：“余已拟有恢复中国合作政府计划，不久即可宣布，此计划并非依赖武力。”李还称：“彼自1949年1月21日起，继续为中华民国之代总统，应至下届大选后为止。”
李的所作所为，确使再度登基的蒋介石感到芒刺在背，必欲去之而后快。首先，蒋指使“因大代表”胡钟吾等711人联名，要求罢免李宗仁的“副总统”职务。1950年5月5日，胡钟吾等711人签署，召集“国民大会”临时会，提出罢免李宗仁的“副总统”职务，其“罪状”有三：
1954年“国民大会”召开第一届第二次会议，通过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为第二任“总统”，图为蒋氏夫妇于当选后在接受群众的欢呼。
其一，胡等人认为：李宗仁自任“代总统”以来，“妄倡和平，而养痈成患，奢言抵抗，而失地丧师”。大陆沦丧之际，“竟藉词出巡，擅行赴美……迹近逃亡，置国家人民于不顾”。对李“放弃职权，贻误国家”罪，已构成罢免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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