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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独”分子的大本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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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世界上，对台湾最关心的国家，除了美国之外，就是日本。日本之所以成为“台独”分子最早活动的大本营，依笔者研究，原因主要有二：第一，日本梦想控制台湾，使台湾成为其侵略中国大陆的跳板与掠夺原料的产地。日本同中国是近邻，在战略上，日本始终将中国作为它最大的对手，它和台湾均属海岛，在太平洋岛链中均具有战略价值。因此，日本始终梦想控制台湾，既可减轻来自中国大陆的威胁，又可使其成为侵略中国的跳板，还可以借此向东南亚扩张。
第二，日本对台湾仍贼心不死，战后唆使和支持一部分受日本侵略者笼络、异化的民族败类，从事分裂国家、分裂民族的“台独”活动。“台独”的始作俑者是日本人。追根溯源，“台独”最早起源于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之后，当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诏书时，日本军方的主战派很难接受日本投降的事实，他们不甘心失败，不愿白白地把既得的台湾“拱手相让，”主张力保台湾，其手法就是策动“台湾独立”。当时，驻台日军参谋长谏山及中层军官中宫牾郎、牧泽义夫少佐等少壮派狂热军人，勾结台湾少数士绅与民族败类林熊祥、许丙之流，在台北的“太和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台湾独立统治运动”，拒不接受天皇的投降诏书，并宣称该诏书是假的。他们妄图以台湾残存的40万日军做后盾，在中国政府接管台湾之前，宣布“台湾独立”将台湾分裂出中国，维持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他们还妄图叫嚣要把台湾变成“第二满洲国”。作为日本帝国有朝一日再次复出的基地。然而由日本台湾总督兼驻台日军司令安腾利吉害怕台湾同胞与登岛作战部队里应外合，更对台湾民众缺乏自信，故反对上述举动。而且大多数驻台日军将领大多都服从安腾利吉的指挥，再加上通过各种渠道得来的消息证实天皇确实签发了投降诏书，因而使“台湾独立自治运动”与“第二满洲国”计划最终流产。
日本在台湾的这“最后一搏”虽然昙花一现，但它却开“台独”历史之先河，标志着“台湾独立运动”登上了历史舞台。日本在赤裸裸的军事占领手段一时再难施展之际，支持“台独”成为其不选之道。由于战后日本的国际地位、国内政治经济及国际背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日本只能以民间的名义支持“台独”。其形式主要是培植“台独”代理人、资助“台独”组织和“台独”分子。如“台湾青年社”首领、“台独”代表作之一《台湾——苦闷的历史》的作者王育德就是日本人一手扶植起来的。更有甚者，有的日本人还亲自参加“台独”活动，成为“台独”力量中的“外籍军团”。1949年初，“台独”分子廖文毅将“台湾再解放同盟”从香港迁往日本东京，日本遂成为“台独”分子活动的大本营，在日本政界要人的资助下，该“台独”组织一度号称有数千名会员。
廖文毅抵日之初，还念念不忘他的美国主子，1949年5月，廖向美国情报员狄克塞德呈递了一份183页的《台湾发言》。该发言比较系统的阐述了他的“台独”理念。廖文毅认为：“台湾人不是中国人”，提出了“台湾民族主义”、“台湾民族论”等“台独”主张。台湾人不是中国人，那又是什么人呢？廖文毅宣称台湾人是中国西班牙、荷兰、高山族和日本的混血杂种，台湾历史上的“明郑时期”、“清朝”、“国民党中国”时期均为外来势力“殖民”统治台湾的历史与荷兰、西班牙、日本的统治无异，台湾人是一个不同于中国民族的台湾民族。廖氏还美化日本对台湾的侵略，他说：日本人“成功地使台湾人和中国人分离，使台湾人的民族认同得以在此一时期获得，并使台湾呼吸了现代文明，使台湾人的生活水平高于'中国在台统治””。廖氏的“台独”理念成为后来史明的《台湾人四百年史》主张的理论基础。
1950年2月，廖文毅联合在日本行医的吴振南等多数台湾出生的人，在东京成立了“台湾民主独立党”，廖自任主席。该党宣称反蒋、反共、亲日，主张台湾先在联合国托管下实行高度自治，进而建立独立、中立的“台湾国”。这是第一个“台独”政党。
1955年9月1日，廖文毅纠集在日本的“台湾民主独立党”、“台湾自由独立党”、“台湾公会”、“台湾共和党”等“台独”团体，在东京宣告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国民议会”，廖文毅当选为“议会主席”。该会还草拟了“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组织条例”。翌年2月28日，廖文毅之流借纪念“二·二八起义”9周年之机，在日本右翼团体“日台协会”和财阀左贺三千雄的强力支持下，宣告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廖自封为“大统领”（即“总统”），吴振南任“副统领”（即“副总统”），“临时政府”使用日本昭和纪年。“国旗”为加上月亮的日本太阳旗，集会须讲日本话，唱日本歌。此举充分表明日本是绝对不会放弃台湾的，他们是“台独”活动的坚决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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