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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独”分子的大本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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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信介不仅在理论上鼓吹“两个中国”主张，而且还将其主张付诸实践。当1957年5月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会的延长期届满，中日之间开始进入第四次贸易协定谈判时，中国政府提出双方应设立民间贸易代表部机构，代表应享受准外交官待遇，具有悬挂国旗的权利。岸信介为了缓解财界和在野党的不满，遂策划通过签署第四次贸易协定，允许中国以准官方机构进入日本，造成既有台湾正式的外交关系又与中国大陆交往的“两个中国”的局面。1958年3月，中日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在北京签署。此事引起蒋介石集团的极大不满。台湾当局通过“驻日使馆”警告日本政府，如允许中国大陆悬挂国旗即是制造“两个中国”，后果是危险的。开始，岸信介政府不为之所动，坚持中日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规定。台湾当局立场强硬，宣称如果日本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台湾当局就与之断绝“外交”关系。台湾当局的高压政策并没有使岸信介退缩，最终台湾当局请出后台老板美国政府出面调停，岸信介被迫向台湾当局让步。此事严重挫伤了中日民间贸易往来，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中国政府的批判。岸信介鼓吹的“两个中国”政策遂之宣告破产。“两个中国”政策之所以破产，主要是岸信介本人错误地过低估计了中国政府与台湾当局对“两个中国”政策的坚决态度。当然，美国态度在关键时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岸信介下台后，池田勇人出任首相。上台伊始，池田便宣称“对中共的政策，未必与美国采取同样的态度”。在池田执政的4年多时间里，中日双方都在外交政策上作出相应的调整，中日两国的民间交流完全恢复，并取得明显的发展与进步。然而遗憾的是，1964年11月初，池田首相因病辞职。接替池田出任首相的是岸信介的胞弟佐滕荣作。佐滕是吉田的学生，所以一上台就鼓吹“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佐滕在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称：“在中国有两个国家，他们一开口就说只有一个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外国能说两个中国吗，那才是干涉内政呢”。显然，佐滕完全继承他的老师吉田的衣钵，沿着其胞兄岸信介的“两个中国”政策道路走下去。关于此点可以从下列事实中得到说明：
1965年11月21日，日本国会通过了《日韩基本条约》。此一条约是对准中国的，它的通过标志着佐滕政权复活军国主义的开始。1967年9月7日至9日，佐滕“访问”台湾，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这是佐滕政府追随美国，制造“两个中国”阴谋的突出表现，是实现东条英机“大东亚共荣圈”梦想的重要步骤。1969年11月，佐滕访问美国，并与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公报，公报显示出日本对朝鲜半岛与台湾地区具有很大的野心，证明日本军国主义确实复活。佐滕的立场与政策不仅遭到中国政府的抨击，而且也遭到在野党的攻击，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与田中角荣上台，佐滕的“两个中国”政策最终宣告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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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独”活动及特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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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战后“台独”重心在海外。“台独”活动虽然产生于台湾岛内，但80年代中期以前，“台独”势力的活动中心始终在海外。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后，台湾岛内要求使台湾从中国大陆分离出去的政治活动分子，被称为“台独”分子。在台湾最早从事“台独”活动的是在台的日本军人与部分民族败类林熊祥、许丙之流相结合的“怪胎”。国民党接收台湾后，破获了林、许的“台独”组织，1947年，林、许被以“共同阴谋窃据国土罪”判刑。
此间，接受过美国培训并被美国收买、利用的廖文毅返台后秉其美国主子之旨意，在台湾抛出“台湾法律地位未定”、“应把台湾交美国托管”等谬论。1946年9月，廖文毅与其兄廖文奎创办了《台湾杂志》，通过杂志，廖氏兄弟向国际社会散布“台独”诉求，提出“联省自治成立中国联邦”等政治主张。“二二八事件”时，廖文毅乘机从事“台独”活动。当国民党军登岛镇压暴动之时，廖文毅迅即逃往上海。
1947年8月，廖文毅向准备去台湾考察的美国特使魏德迈递交了一份《处理台湾问题意见书》。书中对美国人提出八项要求：
第一，大西洋宪章亦应实施台湾；
第二，准许台湾人派遣代表出席日本和约会议，并赋予发言权；
第三，台湾的归属问题应在对日和约上重新讨论，但必须尊重台湾人的意志，举行公民投票决定；
第四，在举行公民投票前，应准许台湾人脱离中国，而暂时置于“联合国托治理事会”管理之下；
第五、“联合国托治理事会”管理台湾，最长不超过5年；
第六，托管期结束3个月前，应举行公民投票，以决定仍属脱离中国，或属他国或完全独立；
第七，倘或公民投票结果仍要属于中国的时候，必须与中国政府签约，在宪法上保障台湾为一自治领地区，台湾必须有独立建军的权利，中国军队不得去往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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