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动乱开始了，隋家两姐妹不能正常上学读书了，隋永洁甚至连上中学的机会也没有。宋庆龄就在家中，利用她娴熟的英文，亲自教授永洁学习英语，学习最基础的文化课。两个孩子偶感风寒，宋庆龄还冒着被人认出来围观的风险，亲自带着她们到国际和平妇幼医院去看病、取药。
靳山旺从江西归来看望宋庆龄时，形势已有所好转，永清与永洁已恢复了正常上学读书的生活，而且宋庆龄已根据她们的特长，安排她们学习将来可以立足谋生的专业技术。宋庆龄1974年8月26日给王安娜的信中，就已提到了这事：
“……站在我后面的两个女孩叫永清和永洁，正在学医和芭蕾舞。两个姑娘很有趣，父母在上海。我喜欢与她们在一起度周末。”
在宋庆龄1975年3月30日致沈粹缜的信中也写道：
“……永清及永洁每星期来，住在我处。前晚和永清去看《万水千山》话剧，永清在那剧中表演。”
如果说宋庆龄对隋家姐妹的爱是从隋学芳的不幸上转移而来的话，那么，她对靳山旺这门“大炮”的感情，却是直接而又特别亲切的，这可以从靳山旺1973年无辜受牵连被“打倒在地”、“发配江西”时得到证明。
1973年春天，正值事业巅峰的靳山旺突然遭到闷头一棍，使他一下子从一个中央办公厅政治部党委书记跌落为被监督劳动的对象，这场泼天大祸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
这场莫名降临到靳山旺头上的飞来横祸，要从1970年的庐山会议说起。
中国共产党的九届二中会议是1970年8月23日在庐山召开的，原在开幕式上没有安排林彪讲话，但林彪突然抢先发言，为设国家主席大造声势。陈伯达打印和分发马克思、列宁论天才的语录。林彪、陈伯达在会议上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毛泽东坚决不同意。汪东兴在华北组有个发言，也同意陈伯达设国家主席的报告；而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的少将王良恩，也在东北组作了个同意设国家主席的讲话。
这份著名的六号简报很快让毛泽东看到了，毛泽东立即把汪东兴叫过去，神情严肃地劈头就问：“看到六号简报了吗？”
“看到了。”当时，汪东兴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毛泽东接着说道：“他们讲六号简报影响很大。”并严厉批评了汪东兴，责令他在大会上作检讨。汪东兴为此向党中央作了检讨，毛泽东还把那份六号简报定性为“反革命的六号简报”。
九届二中全会上出现的政治斗争，在中央办公厅内部引起了震动，特别是在“九·一三”林彪出逃坠机事件后，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王良恩的自杀，是发生在中央办公厅内部的一件大事，也是“文革”中一件不寻常的事。
1973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时，责令王良恩就庐山会议上同意设立国家主席的发言与六号简报作检查。因为王良恩在庐山会议期间主持着会议记录和简报的编辑工作。
当时，身为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部党委书记的靳山旺，也参加了此会。会议一共开了五天，有人揭发王良恩反对江青、康生。汪东兴就此作了检讨，但他始终说这个六号简报登了他的发言，却没有在印发前经他本人看过，而且把一些不是他说的话拉在他的头上。于是，一手遮天的江青大笔一挥，在批判王良恩的简报上作出了“他危害党中央，危害毛主席，在中央办公厅落井下石，陷害汪东兴，企图篡夺党的机要大权”的批示。江青的批示使王良恩不再属于“受蒙蔽上当”的角色，而是“荣升”为“林彪的死党”。
在江青作出批示的第二天，王良恩便在住宅里的卫生间上吊自杀了，可怜他才年仅五十四岁！
在批判和揭发王良恩的时候，由于靳山旺没有参加庐山会议，所以，他始终没有发言。于是，专案组一伙人就认为靳山旺是为王良恩出谋划策、篡党夺权大做舆论准备的狗头军师，对王良恩设国家主席的建议“百依百顺”，对靳山旺进行了为期五个月的“揭发批判”。就这样，靳山旺无辜受牵连，被打发到江西去劳动改造了。当时，靳山旺痔疮严重发作，连大肠都露出来了。他向办案人员提出要求，能否推迟发配江西的行程，容他治愈后再走，可恨的那一伙人冷酷无情，根本不予理睬。
1973年那个寒气逼人的春季里，靳山旺忍痛挥别了妻子儿女，离开了北京魏家胡同15号，单身一人去了江西。
1973年到1978年，靳山旺在江西省进贤县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了整六年！典型的“打倒”与“落难”了。
然而，就在靳山旺处于风雨飘摇的关键时刻，宋庆龄根本不怕受牵连，一如既往地写信给他呢！
“大炮”同志：
谢谢你的信，昨天才收到的。因会（为）我去年11月回上海来试打血管针，在1971年我发高烧，一个女大夫就给我服了24粒的过敏性药片，使我两年痒得不能好好工作，每天要擦油膏，吃药都不能彻底治好这病，虽然看了许多医生。我吃尽了痒痒的痛苦！后来我决定回上海打血管针，让体内的余毒都排出。这种针每天要打2小时半，现在刚打了一个疗程。皮肤虽然有些好转，但须（需）要休息。针都打在两只手背上，所以筋都肿了，不能多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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