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不错，你的字写得不错嘛！”哪知宋庆龄接过靳三旺填毕的个人简历只看了一眼，就笑着当场夸奖开了，就这一句话，顿使靳三旺心中感到一阵宽松，一个隐藏在他心中的小秘密，差点使他忍俊不禁了。
岳欣局长起身告辞时，他那握别靳三旺的手上明显使了劲，目光炯炯地似乎要在靳三旺的脸上扎出几个洞：“三旺同志，好好干，可别辜负了组织上对你的信任与期望呀！”
“是！”望着岳局长充满信任与鼓励的双眸，靳三旺用力地点点头，心里却说：我都从战争年代的枪林弹雨中闯过来了，就不信自己干不好这和平年代的保卫工作，岳局长你就放心吧！
目送岳欣他们离开方巾巷，宋庆龄就适时地令钟兴宝领着靳三旺四处走走，先熟悉一下他将要生活工作的地方。
楼上是宋庆龄及1952年3月就到她身边工作的钟兴宝阿姨居住的房间（李燕娥留守在上海的宋家中），正中分别是会客室、小餐厅与书房。小餐厅里摆着一套红木桌椅与一台当时还不多见的冰箱，会客室里摆着一台不知牌子的外国钢琴，钢琴上方还亮着一盏红色的小电灯。钟兴宝告诉靳三旺，说这里阴暗潮湿，主子为防钢琴受潮损坏，除了长年把琴盖打开外，还在上方点亮这盏红电灯，以起到除湿烘干的作用。
“主子？”解放多年了，这个明显代表着主仆关系的称呼已久违了，靳三旺不禁有点愕然，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阿姨你刚才说主子？”
“是呀，夫人不是我们的主子吗？我们家里人可一直这样叫她的，李姐也这样叫她。”面对靳三旺的疑问，钟兴宝直言不讳。
“那、那我以后，也这么称呼她呀？”靳三旺接受不了这样的称谓，心中不由得左右为难。
“嘿嘿。”钟兴宝见状，忍俊不禁地笑了，操着一口苏州普通话解释道，“你是公家的人，你该怎么叫仍怎么叫嘛，宋副主席，刚才你不是叫得蛮好的吗？不过，卢小姐不叫宋副主席，而叫她夫人的。反正，你们都是公家的人，你们自有你们的规矩，我也弄不懂。”
大字不识一个的钟兴宝一边自言自语，一边领着靳三旺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熟悉，可她身后的靳三旺心里却感到不是滋味。
其实，钟阿姨的这声“主子”，连她自己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只是当年跟着李燕娥大姐称呼而已。由于钟兴宝与李燕娥都是宋庆龄以私人的名义雇用的，她俩的月薪也都是宋庆龄从自己的稿费或工资中提出来发放的，所以，在李燕娥的影响下，钟兴宝一到宋庆龄身边，就沿袭着李燕娥大姐的习惯叫法，对内称呼宋庆龄为“主子”、对外称呼宋庆龄为“夫人”。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夕，她俩才在宋庆龄的一再纠正下，对内尊称宋庆龄为夫人，对外则一律称呼宋庆龄为“首长”了。遗憾的是钟兴宝阿姨仍不知“首长”是个什么官衔，再加上她的苏州普通话实在糟糕，所以，直到后来她回到苏州老家接受笔者采访时，竟然口口声声地把宋庆龄称为“所长”，以致笔者起初还以为宋庆龄果真担任过什么所长呢。直到笔者不得不向她的儿子请教后，才弄明白。
闲话不多说。1933年2月，靳三旺出生在陕西省府谷县清水乡长沟村一个极为穷困的农民家里。他家兄妹五个，在四个男孩中他是老三。由于家中吃口重，生活特别艰难，在他九岁的时候，就开始给同村的富人赵家做短工，刚齐桌沿高的他就从事着放羊、砍柴、挑水、拉风箱等活计。幸好靳三旺自幼聪明伶俐而又勤快，所以讨得了赵家的欢喜，不但能天天吃饱饭，到年底，还能挣回两斗粮食回家过年。直到1947年，家乡得到解放，他才结束了短工生活，在区政府当了名通讯员。1948年，解放区动员青年参军。当时靳三旺只有十五岁，年龄不够，应该由他大哥去当兵，但大哥是撑家的顶梁柱，母亲说啥也不让他走，而他的二哥也因故不能去，最后，靳三旺就主动站出来向父母请缨：由他替代哥哥参军。就这样，靳家巧使“狸猫换太子”，把才十五岁的靳三旺送进了军队的大门。
像这样一个深受旧社会三座大山压迫的穷小子，如今要他一下子接受“主子”这种称谓，叫他怎么想得通？
然而，既然组织上把重任放到了自己肩膀上，那么，自己无论如何也得听从组织上的安排，硬着头皮干下去。
晚饭桌上就宋庆龄、钟兴宝、卢季卿与靳三旺四人。一坐下，靳三旺发现自己刚巧坐在宋庆龄正对面。餐桌上仅四菜一汤：烧鱼、豆腐、青菜、春笋与榨菜肉丝汤，主食是米饭。靳三旺没想到堂堂一个国家副主席的伙食，竟如此简单。其实，靳三旺不知道，宋庆龄的日常生活一向简朴，她的一日三餐相当简单：早餐是两片面包、一杯咖啡或一杯红茶，在上海家中时，还让服务员周和康上街为她买大饼油条来吃；午餐吃米饭，两荤一素一汤，因为她喜欢吃鱼，两个荤菜中总有一个是清蒸或红烧鱼；下午是一杯牛奶；晚餐仅小米粥或泡饭一小碗就可以了。当然，有时得空，她也会亲自下厨房烧菜，烹调京葱牛肉、豆腐以及由红菜头、洋葱、茄子、西红柿、青椒组合的素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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