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有四千名代表出席。我参加了有的会议，甚至还参加了两次在晚间举行的讨论会。所以我觉得精疲力尽了。走廊很长，走起来很累，所以，年长的代表们都坐轮椅。但我坚决不坐，让一个年轻姑娘詹特尼（我的被保护人）用她有力的手臂搀着我。她很机灵，只要一见到有摄影记者在给我们拍照，她马上很快地抽回她的手臂，这样看起来我好像是自己在走，没有人搀扶！”
然而，鸟儿长大了，总有一天要自己飞翔的。1979年5月中旬，隋永洁要出国深造、前往美国的特尔尼蒂大学求学、离开宋庆龄了，这使年已八十八岁的宋庆龄感到了惆怅与依恋。这在她分别给廖梦醒与沈粹缜两位的信中都有明显流露：
“前些日子我工作非常忙，还要为永洁去纽约做准备。她将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的预科。她很幸运地得到了奖学金。她想打电话让一个朋友到旧金山去接她，但是在东京机场找不到能打长途的电话……现在她终于抵达纽约，和一个她在这里的同学一起上课。她是个有责任感的女孩。我想她回来后，会成为一个很好的翻译，一个能令我自豪的人。”
“永洁拿到了奖学金，已于五月初去纽约读书了。我为了她花了不少钱，用来做衣衫等等。”
至于姐姐隋永清的婚事，宋庆龄似乎并没有像对她妹妹一样。这可以从她1980年7月14日致沈粹缜的信、尤其是同年9月3日致廖梦醒的信中可以明显看出来：
“亲爱的沈大姐：
您的信及送给永清结婚的贵重礼物都收到了。您实在太客气了！这么多样及新式的产品，大家看到都呆了！暂时，杜同志管了礼品。等永清看到了，让她自己给您写信。
这里天气很热，希望八月一日不这样热！永洁天天代她姐姐去找新房的家私。如果没有永洁在大力的帮忙，我要急出病来了。永洁很聪明，也在各方面找过我。
永清的新房要到11月才可搬进去住。现在还不知道那两间的大小，所以买家具还是只好估估。”
“我亲爱的永清于八月一日下午四点钟在我家快速而简朴地结婚了。我不想打扰朋友们，所以事先没有告诉你（指廖梦醒—笔者注）。只是办了一个简单的茶话会，请了几个亲近的朋友。她穿了一件白色的中国旗袍，看上去很漂亮。她在不少求婚人中挑选了一个比她的年龄大得多的男人。我并没有反对她，因为这毕竟是她的生活。他们住在十八层楼的一套两居室里。电梯晚上九点钟就停运了，所以他们发现有很多困难。每天上晚班到凌晨三点钟，在劳累一天之后，还得爬楼梯到十八层！我希望他们十一月份能搬到离我近一点的地方。她的家具也都是二手货，但是两口子用已经足够了。”
相对来说，宋庆龄对她身边工作人员的下一代所注入的热情与爱护，要比一般人浓厚得多。1977年春天，宋庆龄因病回到上海治疗。年轻的靳利平遵照父亲去江西前的关照，不时写信给宋奶奶，代表他们全家表达对宋庆龄的思念之情。这次宋奶奶回上海后的身体情况究竟怎样了？今天已是大年初一了，应该把新年的第一声祝福送给宋奶奶。所以，1977年2月7日一清早，靳利平第一件事就是写了一封信给宋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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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柔相济（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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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身体的原因，宋庆龄于3月14日病情稍微好一些后才动笔回信：
靳利平：
二月七日写的信收到了。感谢你们一家对我的春节祝贺。
我现在在上海治病。希望回到北京后看到你们。此致好意并祝你们新春好！
林泰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四日
1978年，刚粉碎了“四人帮”的神州大地，万物复苏、万象更新。
就在这年，靳山旺结束了在江西进贤县农村长达六年之久的劳动改造。但是，极左思潮的阴影，仍笼罩在他的头上。这年5月，当他从中央警卫团转业时，中央办公厅政治部在他的转业证明上明白无误地写上了“不准分配到党政机关，只能分配到工厂”的字样。于是，靳山旺只得怀着一肚子的冤枉与辛酸，携全家告别北京城，回到了家乡陕西。陕西省政府把他安排在西安新华印刷厂，任命为该厂的党委副书记、副厂长。然而，明眼人一看就知，靳山旺从此已退出了政界，“四人帮”反党集团蒙在他身上的污垢仍没彻底洗清。
1979年3月14日，宋庆龄致靳利平的亲笔复信
但时年只有四十五岁的靳山旺从没放弃过他心底那种尽力为宋庆龄工作的愿望，哪怕是到了远离政坛的基层。所以，他一到新华印刷厂工作，就及时地写信向宋庆龄作了汇报，并寄去了当时厂里正印刷着的一些政治书籍。他知道，宋庆龄对这些信息最关注。
因为这次从江西调回北京、又从北京返回家乡陕西，一切都是上级安排的，所以，行程紧迫、行色匆匆。回到家乡后，他对宋庆龄的思念与日俱增，他多么想把自己的一切情况再次向老太太一吐为快呀！
此时此刻，靳山旺越发怀念自己当年在宋庆龄身边工作的日子了，那五年不到的时间里的每一天，都是那么的幸福与高兴，遗憾的是，他再也没有这种幸运了。为此，他甚至有点羡慕那个现在工作在宋庆龄身边的杜述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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