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上述谈话还没有使蒋介石感动不愉快的话，那么，托洛茨基关于蒙古问题的态度却使蒋介石大为不满。30多年后，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提到，代表团在苏联参观和考察，无论其党政军方面，到处都表示热烈欢迎，并恳切接待。但是，当谈到涉及苏俄利害关系的问题时，他们的态度"便立刻转变了"。他访苏期间，正值加拉罕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并同北京政府谈判新约之际。而且，1月26日，越飞也声明：苏联"决无在外蒙古实施其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之意"。然而，当他同苏联党政负责人谈到外蒙古问题时，他"感到十分失望"。
苏联政府从自身的安全考虑，希望蒙古独立，所以，迟迟不愿意将追击白俄军队而进入外蒙古的苏联红军撤回去。
此前，契切林曾同国民党代表团谈起蒙古问题。10月26日，蒋介石致信契切林，对契切林所说的"蒙古人怕中国人"这句话表示不能接受。他在信中解释说，要知道，蒙古人所怕的是现在的中国北京政府的军阀，"决不是怕主张民族主义的国民党，蒙古人唯其有怕的心理，所以急急要求离开怕的环境。"如果苏俄有诚意，就应该使蒙古人免除怕的状况，"须知国民党所主张的民族主义，不是说各个民族分立，乃是主张在民族精神上做到相互间亲爱的协作。"
11月27日，托洛茨基在谈到蒙古问题时声称，蒙古希望独立。如果国民党想同它建立统一战线，就"应该把它视为兄弟，并说你们不想主宰它。"托洛茨基在谈话中也提到了"蒙古人怕中国人"这句话。对于托洛茨基在蒙古问题上的态度，蒋介石"很生气"，说托洛茨基在"骗他们"。如果蒙古想独立，那需要我们承认，需要我们给予它独立，而不是它自己承认自己。他还说，蒙古人不应该怕中国，因为中国是主人。他们无法平静下来是因为那里驻有苏联的军队。
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对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作了解释。共产国际在决议中指出：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革命派已认识到必须接近劳动群众，必须通过广泛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同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从而巩固和扩大中国革命运动的基础。共产国际相信，"革命政党国民党将更多地考虑中国工人运动日益发展的情况，为了加强全国的解放运动，将放手发动工人阶级的力量，全力支持它的经济组织及其阶级的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表示，它将指示中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必须全力支持国民党"，因为国民党"所进行的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斗争，将有助于工人阶级的解放、成长和壮大，因为它将在使用土地和管理国家方面，把农民从封建专制的条件下解放出来。"共产国际要求国民党应当"把全国的解放运动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的基础上，尽力利用在华的帝国主义者的内部矛盾，使之有利于争取独立的斗争"，同时一定要理解，"必须同工农国家苏联建立统一战线，以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华势力"。在这个决议当中，共产国际批评了国民党"把自己的计划寄托在能在军事上战胜那些已成为世界帝国主义工具的国内反动势力上"的做法。
蒋介石看到这个决议后，相当不满。他说："观其论调，不认识友党如此，应愧自居为世界革命之中心。"联想到几天前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谈话，蒋介石认定，季诺维也夫"殊无振奋气象，外强中干"。
有研究者认为，共产国际这个决议是在蒋介石访苏基础上制定的，它传到中国后，很快成为鲍罗廷等苏联、共产国际代表帮助孙中山和国民党改组工作的指导思想。
那么，这个决议到底有多大意义？在蒋介石率领代表团回国后不久，加拉罕于12月27日在给鲍罗廷的信中谈到了他对这个决议的看法。加拉罕认为，"这个决议没有说出任何新的东西和任何可以作为我们中国政策依据的东西"。他在信中写道："决议中所说的一切，您已经及时地报告孙逸仙了，孙基本上已经在实施这项决议。对于那些在莫斯科起草了这个决议而不了解广东情况的人来说，我认为这个决议是很令人满意的，何况它涉及最普通的原则性理论。"
这次莫斯科之行，蒋介石对苏联的政治、军事、教育和党务工作有了一些了解，对苏联红军的编制、训练和装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同时，这也对蒋介石产生了不太好的影响。斯大林同托洛茨基之间的斗争使蒋介石预感到，在列宁逝世之后，这对中苏合作将"发生严重的影响"。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这样叙述了他访苏的印象："综括我在俄考察三个月所得的印象，乃使我在无形之中，发生一种感觉，就是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他在访苏之前，还"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他到苏联考察的结果，使他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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