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哥马利还认识到，如果西方世界要生存下去，西方的团结是必不可少的。欧洲联盟的大陆国家怀疑英国是否坚定，害怕敌对行动一开始，英国就会尽快撤走它的部队。因此，蒙哥马利经常强调西方的团结和国际主义，这有助于驱散他们的恐惧心理。
蒙哥马利同美国人保持着友好关系，并经常去美国访问。这些访问反过来又加深了他在1946年给美国人留下的好印象。在访美期间，他拒绝谈论北约或任何有争议的问题，他总是以“那是政治家谈论的问题”把提问者拒之于千里之外。他坚持要去参观药店和观看垒球比赛，并说他上一次访美时，没有发现美国文化的这两种表现形式。蒙哥马利同他的大多数美国上司相处得很好。艾森豪威尔、李奇微、格伦瑟和诺斯塔德都先后出任过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最高统帅。虽然蒙哥马利与李奇微的个人关系不怎么好，但他俩在工作和策略方面没有发生过类似他与艾森豪威尔在1944年发生的那种冲突。实际上，他已不再处于能引发这种冲突的地位。他接受了核威慑战略便意味着他总是能与参谋部的其他人意见一致。在他与美国人的关系中，唯一一次不和谐的声音出现在1954年。那年12月，蒙哥马利在美国访问。当时，为运载新一代战斗机而研制的巨型航空母舰“福莱斯特”号刚刚建成下水。蒙哥马利认为，这种大型舰只现在已经过时，由于他说话缺少策略，他的看法很快就被公之于众，结果引起一场小小的风波。但是，当圣诞节过去时，整个事情已被美国人忘得一干二净。
蒙哥马利对北约的主要贡献在训练方面。他是训练部队的杰出大师，凡是他组织的演习，不论是为少数高级军官组织的室内演习，还是为大部队组织的野外演习，都能针对参演人员的问题找出他们的弱点。他对细节问题的关注有时简直到了异乎寻常的地步。1956年4月，他举行代号为“CPX6”的军事演习，北约国家300多名高级军官参加了演习。在3天演习结束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似乎对军事问题不怎么感兴趣。但他却自豪地告诉记者，他已经生产出一种特殊的咳嗽糖，可以减少招待会上的噪音。参加招待会的人吃掉了成千上万的咳嗽糖，蒙哥马利也因此可以顺利地进行他的活动而无需浪费时间去发布不准咳嗽的命令。
要组织这些演习，蒙哥马利不得不经常东奔西走，访问每一个北约国家。但他喜欢这样忙忙碌碌，习惯于作某种非官方使节，在大多数盟国他都代表北约最高司令部。他总是同被访问国家的总参谋长讨论训练和军事问题，而让与政府有关的重要军事问题的讨论在另一个层次进行。当他每年大约在同一时间访问同一些国家时，他的任务已成为一种例行公事。在50年代，北约常用他那种非官方使者的身份推行北约的重要政策。1953年9月和1954年9月，他两度作为铁托总统个人的客人访问贝尔格莱德。尽管他们声称这些访问纯属私人性质，但它们明显地有着重要的国际色彩。这两次访问虽然没有讨论任何特别微妙的问题，但却清楚地表明，西方和南斯拉夫正在改善关系。后来，蒙哥马利建议去马德里访问佛朗哥将军，但北约对待西班牙的态度是复杂的，认为最高副统帅的访问不会起什么作用。他的建议遭到拒绝后，蒙哥马利显然有几分恼怒。
虽然他在“联总”和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的角色对他非常适合，但这并不是说某种职务会对他的性格产生深远的影响。蒙哥马利是个不善于交际的人。频繁的旅行意味着他很少呆在枫丹白露司令部。当他在那里时，他也很少是大家的好伙伴。如果出去吃饭，他只愿意去英国大使馆，并且不常去。1954年春天，蒙哥马利参加英国大馆的一次宴会，爱丁堡公爵出席了宴会，法国国防部长勒内·普莱文也应邀参加。当时，奠边府刚刚陷落，普莱文显然比较难过。晚宴安排在8点开始，但这在巴黎是少有的，因为那里的晚宴一般都很晚，普莱文很晚才到，因为他以为宴会是9点开始。大家在等了将近1个小时之后，便开始吃了起来。谁知大家刚一开始吃，普莱文便赶到了。在这种庄重的场合迟到，使普莱文十分慌张。每个人对他和他的夫人都非常客气，十分礼貌，一切都十分顺利。突然，大家听见蒙哥马利那细而尖的声音说道：“唉，普莱文先生，成为法国最不受欢迎的人的感觉如何？”顿时，宴会上鸦雀无声，大家面面相觑，难堪得简直透不过气来。
显然，蒙哥马利对自己使别人陷入窘境并不感到内疚。另一次是在玩高尔夫球时，蒙哥马利和乔治·科尔联手对葡萄牙业余冠军。玩球时，蒙哥马利老是嘲笑对方：“想想，你可是个专家！”蒙哥马利的嘲笑使对方不断分心，不能集中精力。结果，被蒙哥马利和科尔远远抛在后面。后来，科尔告诉蒙哥马利他为他感到羞耻。蒙哥马利却回答说：“那有什么，我们不是想赢他吗？”
蒙哥马利在当“联总”主席期间，比后来在北约有更大的权力。也就是在这个阶段，发生了一些最严重的个人冲突。他同欧洲地面部队司令德拉特尔·德塔西尼将军闹翻了脸。争吵的起因不是很清楚。1947年8月，德拉特尔为训练组织的“轻型兵营”给蒙哥马利留下了深刻印象。当蒙哥马利还是帝国参谋总长时，他们还于1948年7月在一起亲切地谈论西方的团结。在蒙哥马利把“联总”司令部移到白厅的多佛厅后，他们之间的关系便迅速恶化了。关系恶化的部分原因可能是由贝尔彻姆误译德拉特尔的一封信引起的。贝尔彻姆把“我强调”译成了“我坚持”，蒙哥马利对这种措词的反应是可以想象的。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他们俩积怨为什么会那样深。在招待会上，德拉特尔拒绝同蒙哥马利说英语，蒙哥马利也绝不用法语同他交谈，这种尴尬局面是非常令人难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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