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会议最后结束的时候，在万隆的夜空中，最亮的明星不是苏加诺，也不是尼赫鲁，更不是纳赛尔，而是周恩来。
西哈努克有幸在万隆第一次领略了周恩来的足智多谋、具有回天之力的政治能量，和以守为攻、出奇制胜的外交风采。西哈努克对万隆的四颗明星做出了结论：“周恩来较这三人都更有能力以其颇具号召力与诱惑性的言辞、语调激励群众。他有一种独具一格的微妙而有征服力量的超凡魅力。”
西哈努克在这次会议上对周产生的钦佩和敬仰，使他们之间建立了超乎寻常的友谊，直到周恩来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同周恩来接触的过程中，周的品格使西哈努克感触至深。他深知周才华横溢、智慧过人，“他从不自诩高明，但由于他自愿承担的完全大公无私的作用，周拯救了中国”。
周同他周围的工作人员的那种融洽、和谐的平等关系，也使西哈努克倍有感触。西哈努克说，周与他的工作人员、翻译的关系，是一种“难以置信地不拘礼节，其民主程度我是从未在任何其他国家领导人与随员的关系中见过。就像亲密的父亲同儿子的关系。我常常见他的工作人员随便坐在他的椅子扶手上同他聊天，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关于周的品格，西哈努克惊叹道：“他是一个特殊的人，在他的品性上我挑不出一点瑕疵。”
西哈努克亲身体验和感受了中国那场大浩劫。他深知周恩来在这场灾难中的不幸和困难处境，然而周仍能以非凡的毅力、不屈的斗争精神和机智灵活的政治艺术，挽救着他的国家。西哈努克断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中国不是有幸出了个周恩来，则文化大革命将宣告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与文明古国的地位下降。我痛惜柬埔寨没有我们的周恩来。”
周恩来始终不渝地对西哈努克的斗争给予热心的细致的支持，这使他终生难忘。这也是他们伟大友谊的根基之一。西哈努克被废黜后，在北京机场一见面，周就成了他的忠诚的支持者。当然这是整个中国政府的支持。
西哈努克不无感慨地写道：“虽然我不断遭到金边与西方的攻击、侮辱，周始终如一，表里如一地尊我为柬埔寨的国家元首。他始终到机场与车站迎送，到我住处探望，请我去他家吃饭。经他关照，中国为我的流亡政府及其办事机构提供了一整套精美的设施。我们住在离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很近的北京中心地带的宽敞、豪华的建筑里。这里战前是法国公使馆。给我配备了许多服务人员，一批高级厨师，很大的秘书班子，还有王宫的后勤服务如办公人员、花匠、车队、运动场，甚至还有小电影院。”西哈努克的一切出访和旅行，都由周安排专列、豪华总统轿车、专机，另外还有一架装载外交礼品的飞机供他使用。
周恩来为西哈努克所做的这一切太多了，以致使西哈努克有点不解，“是什么使周这样一个赤诚的共产党人这么热情对待我这个实际是很资产阶级化的亲王？”一次，他居然向周提出了这个问题。周的回答是：你确实是十足的王族，但你真诚地爱你的人民，人民也爱你。你是唯一值得爱戴、尊敬的柬埔寨领导人，“你属于人民”。
周恩来支持他，但绝不想征服他、赤化他和强加于他。周从未同西哈努克讨论过意识形态问题，相反还鼓励他当他的君主，“你们不一定要成为共产主义国家。你必须继续当君王，因为柬埔寨是柬埔寨，我知道你们人民的感情——你必须当君主”。
周恩来直到病重住院时，仍在关心柬埔寨的前途。当西哈努克1975年返回柬埔寨前，最后到医院向周告别时，周恩来讲了前面提过的那段语重心长的话。具有远见卓识的周似乎已经预见到在柬埔寨将会有一场灾难。
周恩来去世后，被软禁的西哈努克打算去北京以表达他最后的敬意的要求被拒绝了。
1979年1月，当西哈努克第二次流亡北京时，莫尼克最先操办的几件事之一，就是在她的书橱里做了一个神龛。神龛里装满了用各种文字怀念周恩来的许多书籍。莫尼克每天在周的遗像前供一束鲜花，上一炷香。周恩来是莫尼克唯一的偶像，当然也是西哈努克心中的圣人。
“他不完全像个掌握大权者，……在非正式场合，人们容易把他错当成一个热心的村长。”在毛泽东过世多少年之后，西哈努克这样形容他。
西哈努克已经记不起来他同毛会见过多少次了。他们的第一次会面在1956年，即1955年西哈努克同周恩来在万隆成为朋友后的第二年。他对那次会面依然记忆犹新。周陪同他乘车来到中南海。当他们的车子开进毛泽东住的小院时，毛泽东已经站在那里等候了。毛泽东亲自走出房间上前迎接，使这位年轻的亲王非常感动。会谈结束后，毛泽东又送他到车旁，直到目送车子走远，才返回住所。此后每次见面，都是这样，毛泽东都要亲自迎送。只有在1975年9月西哈努克返回解放后的柬埔寨，最后一次向毛泽东辞行时，毛泽东没有那样做，因为他年高体弱，行动非常不便了。
在西哈努克的笔下，毛泽东身材高大魁梧，笑容不似老于世故，倒也率直开朗。“他聪明、敏锐的眼睛上面是宽阔的前额，脸部表情好像一直不停地在拉你参加无害的猫捉老鼠游戏——此时不幸的老鼠除去我就没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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