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哈努克后来多次坦率地承认，如果没有毛泽东的中国对他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持和援助，他可能早就不存在了，这就是西哈努克后来无论同中国存在或发生多大分歧，都把中国看成他最忠实的朋友的根本原因。
西哈努克同毛泽东之间不是没有分歧，在对待红色高棉上就看法不同。毛泽东极力主张他与红色高棉联合。当然，在西哈努克看来，这在战略上是没有疑义的。实际上，他也这样做了。毛泽东担心西哈努克变卦，因而再三对他劝说。直到西哈努克决定返回解放后的柬埔寨之前向毛泽东辞行时，毛泽东还最后一次向西哈努克表示这个愿望。这时，毛泽东行动已相当困难，口齿已无法表达清楚意思，只能靠工作人员根据手势、口形和表情来辨别毛泽东要说的内容。西哈努克回忆说：“毛用双手做了一个使人感动的动作。他用右手把左手一个指头扳过来，形象地表达他想说又因口齿不便而说不清的意思：红色高棉同西哈努克只有一个理由不团结，有四个理由团结。他坚持让我不要抛弃他的红色高棉同志们，让我在高棉人民与国际社会面前支持他们的新政权。”
西哈努克没有拒绝毛泽东的这些意见，但他深知，这位年迈的中国领袖“不可能知道波尔布特的追随者不久会超过他妻子与‘四人帮’犯下的残酷暴行。他也想不到我一回到柬埔寨，我们全家和我就被软禁起来，同外界隔绝”。
尽管如此，西哈努克对毛泽东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怨言。他永远不会忘记是毛泽东保护了他，至少保证了他没有丢掉性命。这就是本书在前面的章节中所描述过的：在西哈努克夫妇1975年9月回国临行前，毛泽与当着亲王的面对乔森潘说，不能让亲王到农村劳动，要确保亲王的安全。
毛泽东逝世的消息，是西哈努克从他的短波收音机里听到的，但他未被允许向他的保护人发去唁电，甚至写一封私人信件也被禁止了。这使他内疚万分，感到日后无言以对中国人。当然，他当时根本已没有重返中国的奢望了。
然而历史还是成全了这位不幸的亲王。1978年12月，金边陷落之前，他被解除了软禁。来到北京之后，他真的感到羞愧之极，他无法向中国人说明他的无可奈何的“忘恩负义”给他的良心带来了多大的创伤。这种心灵上的痛苦，终于使他在长达6个小时的记者招待会上放声痛哭起来。
在西哈努克看来，毛泽东在柬埔寨问题上甚至对西哈努克本人都有失当之处。但他认为毛泽东始终是诚恳的，出于好意。劝西哈努克当一个共产党人就是一例。
1970年5月间，毛泽东和西哈努克进行了一次十分认真的谈话。席间，毛泽东指着西哈努克说：“你有资格当共产党。”
“主席先生，说真的，我不行啊。”亲王回答。
“你很聪明，”毛泽东大笑，“你又很用功。你可以开始学习嘛！”
“我懒得去啃马克思、列宁和其他一些人的著作。”亲王回答。
“我们现在有这些著作的简写本，有选集。为了掌握他们的思想实质，你完全用不着把马克思和列宁的全部著作都读完嘛！”
“主席先生，我宁愿读毛泽东的著作。”西哈努克说，“我仅仅读过你的小红宝书。我赞成你们的思想，但我不懂共产主义，我不会成为一个好的共产党人。”
毛泽东似乎仍不死心。最后，西哈努克干脆交底：“主席先生，我肯定不行——我已经这么大，无法改变哲学了。我是个真正的佛教徒。请原谅我。”
西哈努克估计，毛泽东对他完全失望了。不过，最后毛泽东还是说：“不要紧——我还是喜欢你。”
对于毛泽东再三劝说他学习马列，西哈努克并未感到这是对他进行赤化或洗脑，更未感到有何不可告人的目的。他知道，毛泽东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情不自禁地想对他所喜欢的一切人产生影响，这差不多是一种本能。当然这种影响决不带有任何压力和威胁。再者，这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是把西哈努克当成了一个好学上进的学生了，满以为他会在马列主义方面有所长进。
西哈努克时常不自觉地将周思来同毛泽东相对照。无疑二者都是他最忠实的朋友。他非常崇敬周恩来。他说，“周恩来在熟练地处理中国事务时很少有政治性的失误，而毛热衷于突然冒进……”当然，这是他的看法。
在毛泽东逝世之后，西哈努克终于有幸看到了中国人自己纠正了他的错误。关于毛泽东，西哈努克从中国的事变中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我想毛是不想伤害人民的，但当时可能已经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意识。群众把他当作一种共产主义的象征，一贯正确。但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没见过一个人一贯正确——或者非他不可。”
能够被西哈努克当作师长的另一位领袖，就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他是印度的开国元勋。他出身政治家世家，其父是印度国大党最早的领导人之一。他受过良好而正规的英国教育。
西哈努克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金边。1955年尼赫鲁带着他未来的接班人、他的爱女英迪拉·甘地对柬埔寨第一次访问。第二年他们又在万隆的亚非会议上相会。以后，直到尼赫鲁1964年去世，他们多次见面和会谈，最后成了亲密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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