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初，柬共最高领导人沙洛特绍以及其他各派重要的政治领袖汇聚北京，共同商讨成立民族统一战线和联合政府问题。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纲领是一个核心问题。承担该纲领起草工作的，是在留法学生中享有很高声望的秀木。他早在1946年就留学法国，曾积极参加留法学生的进步组织和活动。他在法国旅居24年，直到朗诺政变，西哈努克向海内外爱国者发出抗美救国的呼吁之后，才于4月来到北京，积极支持西哈努克的救国斗争。他参加了三国四方会议。最初，他起草的一个纲领比较激进，除了主张佛教的国教地位、信仰自由和一系列社会改革以外，还提到社会主义等内容。这个纲领提出来后，沙洛特绍将“社会主义”划掉了。关于政治目标，也只留下了“为国家解放而斗争”。
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通过了统一战线的政治纲领，选举西哈努克为统一战线主席；并选出由11人组成的统一战线政治局。与此同时，产生了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一直与西哈努克同行的宾努亲王被任命为团结政府首相，乔森潘为副省相兼国防大臣，胡荣任内政、乡村改革、合作社大臣，符宁任新闻、宣传大臣，原驻开罗大使沙林察任外交大臣，秀木任财经大臣。内阁共有12名阁员。
会议决定将团结政府领导机构分成两部分，即国内解放区部分和北京部分，而且在职能方面各有侧重。解放区部分主要负责国内的直接的军事和政治斗争；而北京部分则重点负责争取国际支援和国际斗争。在分工方面，他们还达成了一致意见：在北京有一个大臣，在解放区就有一个相应的副大臣。在解放区的三个主要大臣也在北京有副大臣或派驻北京的代表。他们还决定，只有以解放区为根据地的那半个政府才有权根据所掌握的必要情况来决定，哪个大臣，包括国家元首，应该在国内行使他的职权，以及何时回到国内。
民族团结政府成立以后，西哈努克常驻北京，主要承担在国际舞台上从事外交、情报和宣传方面的职责。对此，外界的新闻记者提出了一些非难：为什么亲王不离开北京，回到柬埔寨去领导战场上的抵抗部队？
西哈努克对这些带有挑拨性的问题回答道：“当纳粹入侵法国时，戴高乐将军也没有在他自己国内领导抵抗运动嘛！他是在伦敦进行领导的，因为英国是个盟国，而且提供了一个很安全的后方根据地。事实上戴高乐是一直到法国解放之后才口到法国去的。难道有人怀疑过戴高乐的勇气和爱国主义吗？”他说，“由于通讯技术的改进和发展，我们在北京同我们在柬埔寨境内抵抗运动总部的联系，也许比戴高乐当时从伦敦同他在法国境内抵抗根据地的联系要迅速得多、经常得多。中国人让我们自由使用一套极其卓越的电讯联络设备。”
实际上，亲王的爱国热情远远高于他对享乐的追求。他说，对于那些百般挑剔的人来说，“我只能这样说：我本人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急于想回到我的可爱的柬埔寨国土上去。”只是因为考虑到斗争的需要和安全问题，乔森潘等国内领袖们才劝他留在北京。不过，西哈努克还指出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他的半个政府驻在北京，将使他的人民和抵抗战士感到一种鼓舞，使他们意识到，“我们已经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里建立了一个坚强的后方根据地，对他们来说是个巨大鼓舞的源泉。”
实际上，北京并非仅仅起到这种精神上的鼓舞作用。这一点西哈努克心里十分清楚。他说：“在这么辽阔的世界里，我还能在哪里找到一个更理想的首都，来建立我们得继续设在国外的另一半政府呢？中国的物质支持，包括武器和把武器送到我们战士们手里，一直是极其慷慨的。就像以前的经济援助一样，他们在给我们物质支持时是那样谦虚和周到，以致使我感到我们接受这些援助是帮了他们的忙似的。”的确，中国政府是极其慷慨的。中国向亲王提供官邸，以及一个从文书工作人员到汽车队的服务系统。在这次商讨成立联合政府的会议期间，中国表示，将提供武器装备。
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正式拉开了柬民族解放战争的序幕。
西哈努克家族--23 缺席审判
23 缺席审判
1970年7月初，金边军事法庭开始对西哈努克进
行缺席审判。
哥沙曼王后被软禁
纳拉迪波被判刑
证人在法庭上突然反悔
1960年6月修改后的柬埔寨宪法第53条规定：“最高国家元首的人身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意味着，国民议会是不能把国家元首废黜掉的。同一条款规定，所有议员应在每次立法会议开始时向国家元首宣誓效忠。宪法第95条规定，遇有重大宪法危机时，应举行公民投票。宪法第115条还规定，在提出任何宪法修正案时，不得涉及君主制的内容。
3月18日，朗诺利用国民议会投票的方式废黜西哈努克的行动，违反了宪法的所有这些规定。显然，朗诺的新政权缺乏合法性。在人民心目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仍然是合法的国家元首的法律观念，时时威胁着朗诺政权的稳固性。因而，它必须从法律程序上彻底摧毁西哈努克的神圣地位。为此，它在金边上演了一幕对西哈努克缺席审判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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