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党则把合作看作两党两国长远的义务。它的一个文件强调了越南对柬埔寨的作用。该文件说：“我们应该使（柬埔寨革命者）认识到，他们的生存要依赖于我们。我们帮助他们是我们的一项国际义务。另一方面，柬埔寨是我们军队活动的基地。柬埔寨的革命弱小，其组织也松散。”
这两种不同的合作政策，注定了这种合作的有限性和摩擦将不断发生。
这期间，最大的摩擦之一，是1954年撤往越南的柬埔寨老印支共产党人返回柬埔寨问题。这些人共有2000人左右。他们在越南住了16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河内的越高（棉）友谊学校接受训练，所修的课程有越语、政治和军事训练。他们有强烈的亲越倾向，有些人完全越南化了。1968年越南人曾建议将这批人送回，并给予重用。但柬共未予同意。1970年政变以后，他们起程回国，参加抵抗运动。他们每100人组成一个支队，徒步沿胡志明小道向南跋涉。走完这段艰难的里程，共花了三个多月，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在途中死于飞机轰炸、疾病和意外事故。
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训练有素的军政干部，有的人职位很高。但是回来以后，他们并不被信任和重用。一位少校级的军官说，他必须“声明已经脱离越共，而忠实于红色高棉和柬埔寨人民”。有的人还必须宣布断绝与“高棉人民革命党”和“人民派”的任何联系。他们还必须放弃他们原来的军衔，而服从柬共的安排。
1971年7月，柬共在普农山图克的总部召开了一次中央会议。有60多名代表出席，包括来自各战区和河内的代表。会议选出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柬共中央决定派英萨利前往北京，作为国内派出的代表。他就是西哈努克说的那个不离他左右的人。在国内，对西哈努克的地位也在宣传上作了限制。一个党的文件称，革命的成就不应归功于西哈努克，而应归功于人民武装部队，归功于党。同时，中央还讨论了对越南的关系、对从河内归来者的态度，以及近期和长远的政治目标。关于那些河内回归者，采取了排斥、撤职和清除的政策。从1971年底起，那些归来者开始被清洗。1972年，在西南地区，这些人已被清除出去了。
关于革命的近期目标，柬共中央倾向于尽快解放金边，尽可能在越南解放西贡之前就解放金边。后来这个问题使越柬两党矛盾进一步加深。1972年越美在巴黎的停火谈判已进行了4年。为了协调越柬的立场，两党代表定期进行会晤。越党希望柬党响应美国的要求签署停火协议。代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参加巴黎和谈的范雄到柬解放区，“强行要求”柬同美和谈。但柬党认为，柬的革命形势很好，不准备停火。柬埔寨对越南说：“你们想进行谈判，我们不阻止，只有预祝成功。”“越南人民为了自己的主权和利益有行动的自由，我们也一样，也有自由。我们的事情要由我们自己来决定。”柬对越的动机深感怀疑。后来的事实证明，柬党的决定是正确的。越南之所以强行要求柬接受和谈，是因为美国向河内代表黎德寿许了愿：如果越南人能说服柬停火，作为战后重建基金，美国将向越提供30亿美元的无偿援助。当1973年1月27日美越签订巴黎协定后，柬共公开声明继续战斗。
河内对柬共这种步调不协调的行动深感恼火，因而就在提供武器方面进行拖延。据后来波尔布特说，黎笋许诺的5000支枪一支也没给。连中国提供的武器大部分也没收到，都被越南人扣下了。
随着分歧和矛盾的加深，柬共的反越情绪愈来愈强烈。胡荣在谈到柬越关系时说：“1970～1971年，越共和北越人抢掠农村百姓的财产，剥削和掠夺红色高棉。在红色高棉弱小，缺少武器，没有正规军时，他们压制真正的红色高棉干部。”红色高棉称越南为共产党国家中排行第七位的朋友。至于他们自己，则排在第三位，仅次于中国和阿尔巴尼亚。
后来到了1973年，在越军几乎全部撤走以后，来共的干部开始称越南人为他们的头号敌人。有的地区的领导人还公开号召：“只要有可能，就秘密地消灭第七号朋友。”
1975年，当柬埔寨的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候，越南人特别紧张，十分担心柬埔寨会先于越南取得全国胜利。这年初，柬共军队准备发动解放金边的攻势。这时特别需要武器，但越南有意拖延把外援的武器运交柬共。越南人对柬共说：“没有越南的帮助，柬党不可能取得胜利。”他们宣称，等越南军队解放了西贡，再把坦克调过头来，24小时内就可以解放金边。越南人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如果那样，河内就有资格在未来的柬埔寨指手画脚了。
柬共似乎早就看穿了这一点，他们决不能让越南“帮助”他们解放金边。因此，柬共不顾一切，一定要在越南解放西贡之前拿下金边。结果如愿以偿。柬共在4月17日占领了金边，”比越南解放西贡早了13天。
随着两国革命的胜利，两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此也给两国人民，特别是柬埔寨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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