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不但没有感到难堪，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被感动了，他连连点头说：“是的，是的，先生的话语确实是肺腑之言，确实是一片真心。”孔子是能够虚心接受意见的，他的“三人行必有我师”就是证明。
老聃先生又向孔子说了一些安慰和鼓励的话，以使他热情不减。孔子不仅仍然高兴，而且更加佩服。老聃先生提出一定要在明天一早坐车到馆舍前去送他。孔子十分恳切地进行了推辞。接下去，他就和南宫敬叔一起拜别老聃，出门而去了。
回到馆舍，南宫敬叔问孔子说：“老师，您说这老聃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孔子想了想说：“对于鸟，我们知道他能飞；对于鱼，我们知道他能游；对于野兽，我们知道他能跑。对走兽，我们可以用网或兽夹来捉它；对游鱼，我们可以用钓钩来钓它；对飞鸟，我们可以用弓箭来射它。就是对于龙，我们不知道。它能潜深水悠游四海，乘风云直上青天。别说捉它，连琢磨都琢磨不透。我们所见到的老聃先生，不就是龙吗？”
第二天一早，孔子他们就离开洛阳，驱车回鲁了。
从这以后，东周王朝更加衰微了。早在一百年前，敬王的祖先周襄王就被晋文公调来调去，如今，经过朝内战乱之后，为周敬王出兵立功的晋顷公就更不把敬王放在眼里了。周朝衰微得简直象个小小的诸侯之国了。
公元前四九九年，老聃先生七十三岁，一天，他忽然想起，“王子朝要以他的理论作为学说精髓，现已彻底破产了，对于我的尚且还是未来的学说，现已检验明白了。王朝守藏室的恢复工作，现已基本做完了。在这名存实亡的姬家小朝，再蹲也没有必要了。我该走了，该回家去做自己的事业了。”
在这一年的二月十五日——他出生的七十三岁的纪念之日里，他开始向敬王写出辞呈，“蓬累而行”，正式“告老还家”了。
第七章 大书成毁 研天究道隐伯阳
公元前四九九年农历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老聃先生从周都洛阳回到家乡曲仁里村（老聃辞官归里之后，家乡人多称他为伯阳先生。写到这里，请允笔者也来暂改一下称呼，或称伯阳先生，或称李伯阳）。
回乡三天之后，李伯阳先生开始着想立说之事。从开始着想立说之事起，他就开始着想隐居之事了。
他想：过隐居生活需要隐，要创立自成一家的，真正自成一家的，独树一帜的学说，更需要隐，特别是象我这样地位、身份、名声的人。隐写和瞒哄不能相提并论，因为隐写的结果以后要如实地向所有的人公开。“人说，欲成事业，不可没有埋头苦干，这话不是没有道理。”他心里说，“终日繁乱不安，无法静下心来真正地去独立思考；终日应付杂事，淹埋在世俗之中，甚至让你的学说听任世俗的摆布，你的学说，不是世俗的综合，就是脱不了低俗之壳，或者是杂家理论的总汇。更何况是没有真正的心力和时光去写。这不是说一种学说可以脱离凡尘、脱离事世而从十万里高空去产生。学说未立之前，天是我师，地是我师，人人皆是我师；学说将立之时，我要隐，要藏，要安，要静，要独写独思。就我而言，不能真正静下心来将学说立好之悲哀在不隐，不能真正隐住的悲哀在不能从根本上隐。”为了能够真正做到隐写，接下去他就开始琢磨如何在隐阳山深处那所隐宅隐居之事了。
曲仁里村西隐阳山深处的隐宅（外宅），是儿子李宗在段干做官期间派人修建（目下他还在段干地方尚未归回），目的是为了在天下出现更大的战乱时进行避难和退隐。那里，几所于山洞通连着的茅草屋，常用铁锁锁着门，从来无人居住。当时地旷人稀，深山背后的地方轻易没人到过，加上这里没住过人，再加上小茅草屋很不显眼，所以人们从心里压根就没有这个处所。儿子李宗在沛地亲戚们那里成家立业之后，就搬回了老家曲仁里。他们一家三口，加上管家、佣人，共是七口，从沛地归里之后，是住在曲仁里村的老宅上。如今他们全家都搬走了，老宅的房舍也成了无人居住的空房了。李伯阳先生回乡之后就是住在这老宅之内。原来冷冷清清的老宅，从李伯阳回乡之日起就开始热闹起来，亲戚朋友来来往往，比里，闾里，乡里，里里，州里，党里，不管是庶民百姓，也不管是三老、州官，许多人都来瞧看，比起以往，这里真是另有一番景象。伯阳先生这个“隐君子”，为了隐居，先来个比不隐居还不隐居——当然隐阳山里的隐宅他是不向任何人说出的——他要在初步构想学说轮廓的情况下，和亲戚朋友好好亲热亲热，以尽人情。等人情尽了之后，再考虑隐居之事。
近来伯阳先生家里真叫热乎，闹乎，他的家人，仆人真叫忙乎，他本人真叫忙乎、亲乎、应接不暇乎。急流勇退，去官做民，还有这么多的亲戚朋友前来瞧看，这一点使伯阳先生感到了人情的美好，感到了人间不是没有真情。除了姬如公不知现在隐居哪里，不知是否还在人世，到几处找他没有找到，除了燕普是李伯阳流着泪亲自驱车到宛丘去瞧看之外，其余的该来的亲戚朋友和弟子几乎全来了。连小时闹过意见的同学杜杰也来了。此时的杜杰已经成了一个不仅有学识而且有德行的老员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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