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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期起， 《大众生活》以绝大部分篇幅反映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连 续刊登大量照片和文章。 《大众生活》热情讴歌青年学生，说“你们紧挽着 臂膀冲过大刀枪刺的英勇行为是全国大众洒热血抛头颅为民族解放牺牲一切 的象征！”每期杂志一出版，就先寄几千份给北平学联，由学联各校和市场 发售，除寄回成本的小部分钱之外，大部作为学联的经费。由于 《大众生活》 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心声，销量达到了20万份，再次打破了中国杂志发行的纪 录，有力地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国民党政府对影响日益扩大的 《大众生活》和韬奋又怕又恨，使用各种 卑鄙手段限制 《大众生活》，迫害韬奋。1936年年初，国民党特务再次散布 韬奋侵吞1932年援马捐款的谣言。韬奋请律师在报刊上登启事，公布当年会 计师出具的证明书，用铁的事实戳穿了谎言。 接着，国民党复兴社总书记刘健群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约见韬 奋，企图逼迫韬奋就范。张道藩口若悬河，说了3小时，韬奋不予理睬。刘 健群则提出荒谬的 “领袖脑壳论”，胡说什么有关抗战的很多问题，全凭蒋 介石的脑壳去决定。全国人民一切都不必问，也不该问，只要跟着领袖的脑 壳走就万无一失。他甚至对韬奋说： “领袖的脑壳自有妙算，你们言论界不 服从，将会招致杀身之祸。”他还说： “今日蒋介石杀一个邹韬奋，绝对不 会发生什么问题……你不过白死而已！”韬奋觉得刘健群既可耻又可笑，崭 钉截铁地回答说： “我不参加救亡运动则已，既参加救亡运动，必尽力站在 最前线，个人生死早置度外！” 蒋介石见韬奋态度坚决，决定亲自出马对韬奋施加压力他电令上海大流 氓杜月笙邀请韬奋去南京面谈。杜月笙表示愿意陪同韬奋去南京和回上海。 韬奋早已认清蒋介石的真面目，估计到南京后必将失去自由。于是通知杜月 笙取消南京之行。韬奋的同事们也很重视此事。决定让韬奋速去香港筹办《生 活日报》。 2月19日，国民党政府终于对《大众生活》下了毒手，下令邮局停寄这 个周刊。2月底《大众生活》被迫停刊。在最后一期，韬奋发表《紧要启事》： “我个人既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共同努力救此垂危的民族是每个分子所应 负起的责任，我决不消极，决不抛弃责任，虽千磨万折，历尽艰辛，还是要 尽我的心力，和全国大众向着抗战救亡的大目标继续迈进。” 《大众生活》 停刊仅一周，韬奋的战友金仲华又创办 《永生》周刊。 1936年3月，韬奋化名乘船到香港，被迫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流亡生涯。 经过两个多月时间的紧张筹备，韬奋等人克服了种种困难，于6月7日出版 了 《生活日报》，实现了他多年来办一张“人民日报”的愿望。这时，韬奋 直接得到了中共领导人刘少奇的支持。刘少奇于5月24日和6月19日两次 给韬奋写信，表示对 《生活日报》的祝贺和希望，给韬奋以极大的精神鼓舞。 《生活日报》的物质条件十分艰苦，韬奋可以说是“在贫民窟中办报”。 他曾描述过报社的房子： “这屋子号称三层楼……但是每层只有一个长方形 的小房间，房间的后面有一个很小的厨房，前面临街有一个窄得只够立一个 人的露台，至于屋子材料的窳陋，那是贫民窟房屋的本色，不足为怪。天花 板当然是没有的，你仰头一望，便看得见屋顶的瓦片。上楼是由最下层的铺 面旁边一个窄小的楼梯走上去的。你上去的时候，如不凑巧有一个人刚从上 面下来，你只得紧紧地把身体贴在墙上，让他唯我独尊地先下来。” 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房子里， 《生活日报》创造了香港地区日报销量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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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记录。创刊还不到半个月，各地读者的来信就像雪片一样飞来。但是由于 不能面向全国，宣传受到很大的限制，加上报社资金不足， 《生活日报》出 到7月31日便自动停刊了。 10月19日，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新文化运动的奠基人鲁 迅逝世。韬奋满怀悲痛参加了鲁迅先生公祭大会。随后又发表文章热情讴歌 这位空前的民族英雄。他称鲁迅先生为 “中国民族革命的伟大斗士”，“他 的伟大是在他对于一般民众的普通而深入的影响”， “这种伟大的精神也正 像高尔基”。他说：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鲁迅先生，因为他是民族解放的伟 大斗士；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位民族解放的伟大斗士，更须永远不忘记他的 刚毅不屈的伟大人格；” “我们后死的斗争者，应该承袭鲁迅先生的积极的 斗争精神，为民族解放的伟大而艰苦的工作，努力前进”。 在此后的8年当中，韬奋用自己的生命实践着上述誓言。他为了民族的 解放和人民的幸福笔耕不止，以自己特有的极富感染力的言论，在国民党统 治下的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成为黑暗中照耀他们的 火炬和鼓舞他们前进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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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七君子”案 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之时，国民党政府却媚敌卖国，残暴镇压人民群众 的抗日救亡运动，公然逮捕爱国人士。1936年 11月，他们把黑手伸向全国 各界救国会。11月22日深夜，韬奋突然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同时被捕的还 有救国会的其他6位负责人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王造时和史 良。这就是轰动全国的“救国会案”，又称“七君子”案。因为这七位爱国 人士是因“爱国”而获“罪”的，博得了人民群众的无限同情从而赢得了“七 君子”的美称。 在此之前，国党反动派早就对韬奋放出许多流言，有朋友告诉他将有被 捕的可能，要他 “特别戒备”。韬奋胸怀坦荡，没有放在心上，照常做他的 编辑工作。他这时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绥远被侵略的问题上。被捕那天， 他曾在下午6时赶到功德林餐厅参加援助绥远军民抗日的会议，11时才离开 会场回到寓所已是当夜12点钟。上床后还在想着下一期《生活星期刊》的社 论应该做什么题目。到了1点钟左右才渐渐睡去睡到两点半，忽然被后门凶 猛打门声和他夫人的惊呼声所惊醒。 门打开后，就有几个人一拥而入。其中有法租界巡捕房政治部来的一个 法国人和他的翻译，还有两个是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公安局的侦探。韬奋随同 巡捕房派来的一帮人走出家门，就被他们用汽车送到卢家湾法国巡捕房。后 来又被押进监狱，转到 “高三分院”。23日下午4点多种才开庭。韬奋在法 庭上坦白承认自己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之一。因为他深信参加 救国运动是光明磊落的事情，用不着隐瞒。他还重申在 《团结御侮的几个基 本条件和最低要求》中的 “全国团结，一致对外”的主张。经过斗争，法院 最后被迫裁定：无犯罪行为，不予起诉，先由律师保释。但到11月24日深 夜再次审问韬奋， “问的答的还是那一套。最后，韬奋被押送到“特区第二 监狱”里去羁押。 韬奋被带进监狱的办公室，照例要由职员问几句话，然后填写在簿子上。 职员问犯的什么罪？韬奋脱口而出说： “救国”。“他听了这两个字，一点 不迟疑地立刻在簿子上写下了这四个字： “‘危害民国’！”韬奋等在公安 局被拘押到12月初。国民党政府无法强加给他们什么罪名便于12月4日把 他们一起解送吴县横街 “江苏高等法院看守分所”拘禁起来。史良则单独羁 押在另外的女看守所里。 救国会 7领袖被捕消息迅速传遍上海，引起广大爱国同胞的震惊和关 切。中共中央立即通电营救。上海和全国的许多爱国报刊纷纷发表消息和评 论，许多爱国人士也都发表谈话呼吁营救被捕的救国会七领袖，抗议国民党 政府的罪行。11月26日，宋庆龄向报界发表严正声明，抗议违法逮捕“七 君子”。全国各地的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华侨以及世界著名人士如作家罗 曼罗兰，科学家爱因斯坦等，都纷纷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立即释放 “七君 子”。 “七君子”被囚期间，全国爱国人士和广大青年群众都对他们表示十 分关切、同情。这个案件在国民党内部也引起了一些人士的不满。在南京的 国民党中央委员于右任、孙科等200多人，联名致电蒋介石，表示此案应“郑 重处理”。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提出8项主张，其 中第三项就是：“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面对抗议的怒潮，国民 党政府被迫公开了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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