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8月，广田弘毅内阁通过《国策基准》，明确提出日本的国策是“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决定采取南北并进的战略方针，以实现其在大东亚地区的霸权。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8月15日，日本政府发表具有宣战性质的声明，宣称日本“采取断然措施”是为了“膺惩中国”。“帝国之希望在于日华提携……并取得日满华三国融合提携之实效”。同年10月1日，日本首相、外相、陆相、海相抛出《中国事变处理纲要》，确认日本在华北的目标是所谓“实现日满华三国共存共荣”。
1938年1月11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处理中国事变根本方针》，把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目的美化为“在于与满洲国及中国之合作，形成东亚和平之枢轴，并以此为核心，对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11月3日，近卫内阁发表“东亚新秩序”声明，向中国国民政府发出诱降信号。该声明宣称，日本的“终极目的…‘在于日满华三国合作建设东亚新秩序”，“建设东亚新秩序是帝国坚定不移之方针”。11月30日，御前会议决定《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其重点是，“要结成日满华三国睦邻合作关系，以此作为安定东亚的枢纽，并建立共同防御北方的态势”。
12月22日，近卫内阁第三次发表声明，称“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结合起来”，并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的三项原则，即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此次近卫声明是日本政府随着中日战争的全面扩大，为谋求建立东亚霸权而提出的军事政治总方针。至此，“东亚新秩序”的殖民大帝国的政治蓝图基本成形。
日本侵入中国后，由于中国人民的积极抗战，多达85万的日军被拖在中国战场，陷入一种长期的消耗战。就在日本的侵华战争陷入僵局时，德国在欧洲却“战果辉煌”，使欧洲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日本统治集团认为，这是打破战争僵局的最好时机，希望借扩大战争一举解决中国问题，以便联合德意重新瓜分世界。
1940年7月18日，第二届近卫内阁成立。一周后近卫内阁抛出的《基本国策纲要》提出，日本的基本国策在于“建立以日本皇国为中心，以日满华的牢固结合为主干的大东亚新秩序”。次日，大本营与政府联席会议通过《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等决议案，规定“把法属印度支那变为军事基地及从那里获取资源；获取荷属东印度的重要资源；占领原德属南太平洋岛屿……及法属岛屿等”。
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胃口迅速膨胀，其殖民大帝国的政治蓝图已不再满足于“日满华”合作，而是在强化“日满华”合作的基础上，把侵略触角伸向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地区，妄图打破英美等西方国家在该地区的殖民统治，而代之以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并美其名曰“新秩序”。
8月1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会见记者时宣称，日本的外交方针在于“建立以日满华为其一环的大东亚共荣圈”，更加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意图。至此，“大东亚共荣圈”作为日本对外侵略的政治战略目标正式提出，其目的是要在包括整个中国、东南亚、印度乃至大洋洲在内的广大地域范围内建立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统治。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订。条约规定：“日本和德意相互承认各自在欧洲和“大东亚”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得到德意两国的认可。
“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是“东亚新秩序”的延伸和发展，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恶性膨胀的标志和结果。
偷袭珍珠港
珍珠港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它导致了美国直接参战。从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欧洲范围的冲突转变为全球性的冲突。
事件发生在1941年12月7日凌晨4点。这天正是星期日，驻扎在这里的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官兵们度过了愉快的周末。他们有的还正在酣睡，有的准备去吃饭，有的已上岸度假去了。舰艇整齐地停泊在港内，飞机也密密麻麻地排在瓦胡岛的7个机场上。
谁也不知道，一支庞大的日本舰队正飞速驶来，这支舰队里有6艘航空母舰和14艘战舰。每一艘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都排满了双翼展开的飞机，有的飞机挂着鱼雷，有的飞机装有巨型炸弹。
两个值班的美国兵在雷达监视器前悠闲地摆弄着仪器。突然，荧光屏上显示出东北方向130海里外，一群飞机正朝珍珠港方向飞来。“敌机，敌机！”他们立即拿起电话通报了陆军基地。
“别神经过敏，那是我们自己的飞机。”值班军官嘲笑地说，并告他们别多管闲事。原来，值班军官早已接到通知，今天早晨将有一队美国空军飞机从本土飞来。他放下话筒，打开收音机，欣赏起音乐来。港内的其他美国士兵，甚至美军司令部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真实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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