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郭子兴死后，和州城僵持的局面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张天祐和郭氏兄弟的兵马，与朱元璋四兄弟的兵马，不再像过去那样东西对峙了。而是各司其责分散驻札在和州城的每个角落。这种局面的形成，当然与郭子兴的临终遗嘱有关。实际上，无论是张天祐和郭氏兄弟，还是朱元璋四兄弟，对这种局面的形成都非常满意。张天祐和郭氏兄弟之所以满意，是因为他们的兵马比朱元璋四兄弟少，这样混合在一起，也就没有多少区别了。而朱元璋四兄弟满意的原因是，兵马混合在一起，就更容易除掉张天祐和郭氏兄弟而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了。
朱元璋十分明确地对徐达仨人道：“毒死我老丈人这种方法，只能用一次，再用下去，就会引起别人的怀疑了。所以，对付张天祐他们，只能用别的方法。”
◎第20节 全民皆兵
如果，形势一直这么发展下去，那么，不管朱元璋四兄弟采用什么方法，张天祐和郭氏兄弟也会很快地必死无疑。问题是，就在朱元璋四兄弟准备采用什么方法的时候，和州城的形势却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使得朱元璋四兄弟不得不暂时放弃自己的计划，而张天祐和郭氏兄弟，也得以苟延残喘了好一段时间。元至正十一年（公元１３５１年）５月初，中书省栾城（今河北栾城）人韩山童在颖上县（今安徽颖上县）与刘福通、杜遵道等人以红巾军的名义举起了反元大旗，因为消息走漏，元兵突然包围了韩山童等人，韩山童在激战中被俘牺牲，他的妻子杨氏带着儿子韩林儿逃到武安山（今江苏徐州境内）中，而刘福通、杜遵道等人则杀出重围，攻占了颖州等地，队伍发展到十几万人，成为当时北方乃至全国最大的一支反元武装力量，这样，他们自然就成了元廷的心腹大患，屡屡受到元军的重兵围攻，形势一度很是不利，但自元相脱脱在高邮之战中被元帝解职之后，他们的力量又迅速壮大起来，刘福通出于自身的考虑，派人找到了韩山童的妻子杨氏和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把杨氏和韩林儿接到亳州（今安徽亳州市），立韩林儿为皇帝，称小明王，建国号为“宋”——因为韩山童生前自称为大宋徽宗皇帝第八代子孙，年号为“龙凤”，尊杨氏为皇太后，以杜遵道为丞相，刘福通自己为平章政事，刘福通的弟弟为枢密院事，又拆邻县鹿邑太清宫的木材建造宫殿，组建了一个基本上模仿元制的政权。有了政权，就要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实力和自己的势力范围，因为韩山童是江北最早起义的红巾军首领，现在“宋”政权又是江北最大的一支红巾军武装，所以刘福通便以为“宋”政权完全有资格统领江北各地所有的红巾军，于是，“宋”丞相杜遵道便以“宋”皇帝小明王的名义派使者分赴江北各地的红巾军驻地，让各地的红巾军选一名代表到亳州商议统一指挥和论功封赏的事情。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宋”丞相杜遵道派了一个使者到和州城后不久，杜遵道就死了。杜遵道是刘福通派亲信害死的。杜遵道死后，刘福通就自命为丞相，后来又自封为“太保”。实际上，“宋”政权是掌握在刘福通的手里的。“宋”皇帝小明王只不过是刘福通的傀儡。
和州城的人当然不知道“宋”丞相更迭的事情。杜遵道的使者到和州的时候，朱元璋不在城里，他领兵去平定和州城外的一处地主武装的挑衅。张天祐和郭氏兄弟觉得这是一个大好机会，便瞒着徐达等人，由张天祐作为和州城的红巾军代表，随杜遵道的使者去了亳州城。张天祐从亳州城回来的时候，带了一张“宋”皇帝小明王的“委任状”，任命郭天叙为和州城红巾军的“元帅”，张天祐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委任状”中还规定，从此以后和州城军中文告，均用“龙凤”年号。刘福通的“宋”政权委任郭天叙为和州城红巾军的“都元帅”，朱元璋的心里很是不快活。“都元帅”就是主帅，而“右副元帅”又比“左副元帅”大，也就是说，在“宋”政权的委任下，朱元璋只做了和州城红巾军的第三把交椅。
汤和愤愤不平地对朱元璋道：“大哥，这是什么混账任命？我们不能听亳州的，我们应该自己说了算。
周德兴似乎比汤和看得深远些。他对朱元璋道：“大哥，如果我们听从亳州的，那我们就又没有翻身之日了！”
周德兴的意思是，天下最大的官就是“皇帝”，现在，亳州的韩林儿做了“皇帝”了，如果朱元璋四兄弟同意在这个“皇帝”手下做事，那朱元璋四兄弟就没有大前途了，以后朱元璋也不好自己当皇帝了。
朱元璋征求徐达的意见。徐达言道：“我以为，我们暂时投靠亳州，并没有什么坏处，至少，北方的各路红巾军再也不会来找我们的麻烦，我们可以一心一意的向江南发展了。”朱元璋同意徐达的观点。他对周德兴、汤和言道：“我们投靠亳州，只是权宜之计。赵均用和孙德崖他们不是也投靠了吗？现在亳州的势力很强大，如果我们不投靠，它就很有可能派兵来攻打我们，而我们投靠了它，它就可以为我们阻挡着北方的元兵南下，而且，如果我们有危险情况了，还可以向它求救。这种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去做，那我们岂不是太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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