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在攻灭北齐后，并没有完全沉浸在统一的欢乐中，因为北方有虎视眈眈的强敌——突厥。虽然北周每年都要把大量的“岁贡”——金银币、丝绸、茶叶等物送给突厥贵族（那是为了争取时间而采用的一种暂时的妥协政策），但突厥仍骚扰着北部边境，有时，他们竟威胁边民，要定时向他们提供女人。
每次骚扰，北周都要经历一次血与火的劫难，而突厥使者的解释则轻描淡写：那是土匪所为，与突厥可汗毫无关系。
突厥的威胁，一直像块巨石压在武帝的心里。现在，他终于腾出手来了。
他大力整训军队，扩充了骑兵，把最精锐的部队、最善战的将军都征调到一起。宣政元年，经过充分准备后，武帝召开了北伐突厥的誓师大会。武帝亲自主持，他历数了突厥给中原造成的累累罪恶。将士们群情激昂，听者无不咬牙切齿，特别是亲身经历过匈奴残害的边镇士兵更是摩拳擦掌，决心狠狠打击作恶多端、不可一世的游牧骑兵，洗雪多年的耻辱。
于是武帝御驾亲征，踏上了北伐的征程。出兵没几天，武帝就感染了风寒，且病情很重。不得已，返回宫中。
二十天后，武帝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带着对太子宇文赟的绵绵期待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武帝的驾崩，对于宇文宪等人来说是莫大的哀痛；对太子宇文赟来说，是一个最大的解脱——从此他便可以为所欲为了；而对杨坚来说则是一桩迟来的喜讯。
杨坚深知宇文赟是个不务正业、刚愎自用、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角色。以他的个性绝不会和王轨、宇文宪合作好，久必生隙，若推波助澜，太子必会怒而除之，若是这样，自己便有机可乘了。
即位后的宣帝没有兑现他对武帝许下的诺言，他曾答应武帝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但他仇恨他的父亲……
武帝为了培养太子的治国才能，不仅精挑细选老师来教导太子读书，还规定太子一年一次深入到民间，以此了解一些民风民俗，感受一下百姓的疾苦。为此宣帝仇恨武帝。
就在武帝驾崩的当晚，即位的皇帝，宇文赟不顾众人的苦心劝阻，怒气冲冲地来到父亲的后宫，传令将年轻的嫔妃集中起来，声色俱厉地吼道：“他不怜惜父子之情，朕也不管什么父子之义，他能做得，我也做得，凡是违背圣意者，就地处死！”
他从中一次选了五位佳丽，左拥右抱，就在武帝的睡床上，当即上演了一出人间的活闹剧，把几个武帝的嫔妃，酣畅淋漓地“幸”了一遍，宣帝畅快了，他觉得只有这样才能一解心头火一样的怨恨。
登基以后，首先就把郑译召回身边，先擢升为中大夫内史后，再提为上大夫内史；而刘昉拜为小御正，掌管机密，传达圣命，侍于宣帝左右。朝中百官有升有降、有赏有罚，这也是情理中事。
宣帝即位，立太子妃杨丽华为皇后，执掌六宫；杨坚作为国丈，进位上柱国将军，出任大司马。这步棋是意料中的，但下一步呢？杨坚在思忖着。
郑译等人的提升，使宇文宪、王轨等人心中陡然有了一种不快——应该是一种不祥，武帝的政治理想，用人准则就要完全改变了。
几天前，早朝上的一场激烈对峙，杨坚还历历在目。宣帝在朝会上颁布了三项诏令：
一是恢复佛教和道教在中原的活动；二是推行汉化制度；三是大起洛阳宫。首先出班启奏的是内史王轨。
“武帝鉴往事，察民情，制定了大周的各项法令制度，自实行以来，万民喜悦，国泰民安，海清河晏，国力大增，灭北齐，退南陈，方有今日的大好河山，今若轻改旧制，恐于国于民不利，望陛下三思。”
宣帝最讨厌老臣动辄用武帝压他。一听王轨又在为武帝表功，怒从心头起：“先皇的文治武功就永远不能超越了吗？朕就是要做出点样子来给你们看看，先皇能做的，朕要做，先皇不能做的，朕也能做！”
王轨并不激动，依然平静地说：“陛下立志发扬先帝的事业，是大周的福祉，万民的幸事，为臣不胜欣喜，不过治国光有志向还不够，要有行动，只有勤政爱民才能传播四海，国势蒸蒸日上。现大起洛阳宫，劳民伤财，实在不可取呀！”
“又是这一套，朕都听腻了，以后不准再提，永远不准再提！”
宣帝执政以来，很少早朝，奏折也批阅得极少。王轨哪壶不开提哪壶。再看宣帝，煞白的小脸变得通红。
“陛下呀，古来忠言逆耳，只有佞臣才会一味迎合天子，臣犯颜直谏，为的是陛下的百年基业呀！”
“犯颜直谏都是忠臣，那古代的邹忌算什么臣？都像你这样，那朕的尊严何在？不要以为你曾对先皇有功，就倚老卖老！”
“陛下呀！……”
“你下殿去吧！”
宣帝与王轨的冲突已表明他们业已存在的矛盾表面化了。王轨是武帝朝的第一号忠臣，对大周朝怀有深厚的感情。王轨在宇文泰时就获重用。武帝时，王轨被列为心腹，委以重任，参与策划清除权臣宇文护的行动。武帝亲政后，王轨被授开府仪同三司，又拜上开府仪同大将军、封上黄县公。后因灭齐的战功，进封为郑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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