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朝天子一朝臣，面对试图有所作为的新君，重臣富弼自知自己已成为阻碍历史进步的绊脚石，他主动提出了辞职。宋神宗召江西人王安石为翰林学士。
第二年，大宋王朝正式改元熙宁，王安石上书主张变法。
再过一年，即熙宁二年，宋神宗正式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熙宁变法开始了！
2．邵雍16：盛世
虽然已经预知历史即将发生巨变，但面对朝代兴亡、人民疾苦，邵雍惘然无措。驻足于天津桥畔，邵雍只能将这种历史洪流中个人的无力感寄情于诗篇：
“溪翁昨晚步天津，步到天津伫立频。
洛水只闻湔去棹，西风惟解促行人。
山川惨淡笼寒雨，楼观参差锁暮云。
此景分明谁会得，欲霜时候雁来宾。”
数百年后，当明朝大儒薛瑄读到这首写于治平四年七月二十三日的诗篇时不禁感慨：
“天津桥上听啼鹃，只是当时已惘然。
妙意都应穷卦画，余情聊尔托诗篇。”
据后世的无产阶级革命史学家分析，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是地主阶级革新派同以司马光等为首的大地主顽固派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坚持革新前进还是守旧倒退的儒法两家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斗争。王安石的改革打击了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的利益，有利于缓解当时的阶级矛盾。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儒家路线的反动本质，也有助于深入批判林副统帅的修正主义路线。
但当时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太低，他们只看到了新政高压下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因而对王安石恨之入骨，恨不能“手刃其头，刳其心肝而食之”。看来王安石还不懂宣传洗脑的重要性。否则广大人民即便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也还能忆苦思甜、高呼万岁。
国富民贫、国进民退，帝国的GDP保持着二位数的高增长，不单是全世界第一，还占了全世界GDP总量的90%。财政收入更是持续超越GDP大幅增长，大宋无疑已迈入前所未有的千年盛世。
人民的生活日见凋敝。物价高企，酒价更像坐了火箭一般。终于，没有公款买单的邵雍无酒可喝，只能与朋友面面相对。
邵雍《无酒吟》有云：“自从新法行，常苦罇无酒。每有宾朋至，尽日闲相守，必欲丐于人，交亲自无有。必欲典衣买，焉能得长久。”
酒可以不喝，但邵雍遇到了更大的麻烦，他的安乐窝要被政府挂牌拍卖了！
这里要补述一下邵雍安乐窝房产的历史问题：
当年西京留守（洛阳市市委书记）王拱辰曾请邵雍为自己找一片百年后安息的风水宝地。邵雍为其相得龙门山南“尧之故地”。王书记非常满意，给邵雍酬金，但邵雍坚辞不受。看到邵雍居住条件这么差，王书记大笔一挥，把洛阳天宫寺天津桥南五代平卢军节度使安审琦的旧宅基地批给了邵雍。
修安乐窝的砖瓦木料也是王书记特批的，用的是前代重臣郭崇韬废宅的物料。
那这安审琦是五代重臣，仕途历经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官越做越大，直至太傅、太尉、太师，结果被手下仆人因奸情而谋杀。而郭崇韬虽是后唐开国名将，但最后也是被奸佞所害。
照一般人看，这样的房子都快赶上凶宅了，邵雍却毫不以为意。美中不足的是，安乐窝土地使用权仍属于国有，邵雍只是取得了居住权。
而今出让土地已成为地方财政收入得重要来源。变法新政推出后，许多官田被政府挂牌拍卖，位于洛阳市中心的安乐窝也在其中。
淳朴善良的洛阳人民不愿意邵先生老年再流离失所，安乐窝土地挂牌三个月始终无人问津。
即便如此也非长久之计，最后司马光等二十余位朋友集资为邵雍买下安乐窝的土地所有权，还为他购置了游园和田庄。为此邵雍特作《天津敝居蒙诸公共为成买作诗以谢》来答谢各位好友。
安乐窝的产权证上是司马光的户名，而邵雍的游园挂在富弼名下，收租的河南延秋庄用的是王朗中户名。这些曾经叱咤政坛的赫赫大名或许能为邵雍避免掉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2．邵雍17：先知
其实无论是司马光还是富弼，作为旧党他们早都在政治上靠边站了。由于不愿在政治高压下放弃理想和良知，邵雍许多在中央和地方为官的门生故旧们都想辞官而去。
用现代经济术语来说，这就叫“逆向淘汰”或者“劣币驱逐良币”。政治环境的恶化，使得正直爱民、人格独立的官员难以立足。他们不愿同流合污，只得挂冠而去。这却给了那些曲意逢迎、钻营拍马的投机分子更多的机会。而这些投机分子出卖良知和人格，只为在运动中捞取更大的个人利益。于是乎，政治生态更加恶化，导致更多善良的官员去职，形成了恶性循环。
邵雍只能告诫他们：“现在正是你们这些贤者尽力的时候了。新法固然严苛，你们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你们一定要忍辱负重，义无反顾地继续奋斗。在执行新政时，你们能宽一分，老百姓就能受一分惠。现在甩手不干，或许能得一个清名，但对老百姓又有什么好处呢？”
天下纷扰不已，谣诼四起。
有人当面向邵雍请教，大宋王朝气数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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