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新特性的新物。他说：“其为物也混成。”（《老子指略》）“混成无形，不可
得而定。”“混然不可得而知，而万物由之以成，故曰‘混成’也。”（《老子》
第二十五章注）“混成”的过程是看不见的，“物以之成，而不见其形。……成之
不如机匠之裁。”（《老子》第四十一章注）它不像机匠剪裁那样，用有形物来拼
合。人们最能感受、也最能反映这一过程的是“五味”的“混合”。“至和之调，
五味不形”。（《论语·述而》皇侃疏引王拐《论语释疑》）完全是形成新物的化
合过程了。
产生新物的这个过程，也不是“天”有意志、有目的行为结果，因为这些细微
物质是“先天地生”（《老子》第二十五章注）。而为“天下母”。所以“天地任
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老子》第五章注）。万物自然生成，这就摒
弃了神化的天命论。
王弼对天地的生成和万物生成的看法，表明他已确知有某种具体的细微物质，
却因科学的水平，又不能说得更具体一些，所以只好把它叫“无”。许多后辈学者
把他的“无”理解为虚无不实际存在的东西，这也怪不得了。唐代刘禹锡和柳宗元
可算王弼的知音。“古所谓无形，盖无常形耳”（刘禹锡《天论中》）。“独所谓
无形为无常形者，甚善”（柳宗元《答刘禹锡天论书》）。“无”即是无常形之物，
却能生成万物。
“无”能生“有”，“无”是万物之本，而一切具体事物都只是“有”，是
“末”。所以要“以无为本”，“崇本息末”。自然界的这个规律，人类社会也应
当遵循。所以治理国家应“无为而治”。王弼并未陷于空谈哲学理论，他从社会政
治入手研究，把社会现象也提到哲学的高度来认识，实际上，他是想用高层次的哲
学理论来指导社会政治。
（二）“无为而治”的治国谋略
曹魏正始时期，我国的北方虽然取得了局部的统一和相对的安定，但全国尚未
实现统一，曹魏政权的内部矛盾也日益尖锐。面对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王弼进行
了认真的观察和深刻的思考，提出了如何理顺各种关系，以达到大治的政治谋略思
想。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王弼得以显示才华的难得机会。
王弼认为：“处困之极，行无通路，居无所安，困之至也。凡物，穷则思变，
困则谋通，处至困之地，用谋之时也。”（《周易·困卦》注）处于困境之时，正
是有识之士出谋划策的好时机。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的变化有相通之处，所以，
“观天之文，则时变可知也，观人之文，则化成可为也。”（《周易·黄卦》注）
要掌握自然和社会的变化规律，了解它们的内在联系，采取正确的治国方法。“以
道治国则国平，以正（政）治国则奇兵起也。……以道治国，崇本以息末；以正
（政）治国，立辟（法）以攻末。”（《老子》第五十七章注）这里的“道”和
“本”都是指“无”。这个“无”，是哲学概念“无”的具体运用，在治国问题上，
就是要抓住根本，而不纠缠枝节，国家就能大治。相反，只注重政权的威势、刑法
的苛烦，只能导致频繁用兵，结果不仅不能治理好国家，而且可能导致失去天下。
如何处理“本”“末”，是事关大局的关键问题。
王弼多次提到“崇本息未”、“崇本举末”、“崇本统未”几个说法。“息”
与“举”“统”似乎矛盾而令人不解。实际上，“统”“举”，是就“本”与“末”
的关系而言的。本，是本原、根本。它可以在社会政治中起主导作用，它统摄各种
表象，所以，应当“崇”或“举”。“举本统末，而示物于极者也。”（《论语·
阳货》皇侃疏引王弼《论语释疑》）抓住了“本”，即“无”这个纲，对具体问题
就能处理恰当。“以其无能受物之故，故能以寡统众也。”（《老子》第十一章注）
“息”是对“本”“末”的具体处理而言。把握住了“本”，对各种具体现象可以
采取不同办法。有的要掌握它，所以要“举”，有的则应取消或限制，所以要“息”。
了解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抓住问题的关键、根本，才能治理好国
家。他说：“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老子指略》）“守母以存其子，崇
本以举其末。”（《老子》第三十八章注）以母子的关系来比喻本与末。所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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