氏。”[注]
在解经时，他们大胆对三传的经说提出质疑。如《纂例》卷2释“望”，陆淳记
赵匡说：
三望之名，公羊云泰山、河、海也，而左氏、谷梁无其名。说左氏者云“分野
之星及封内山川”，说谷梁者云“泰山、淮、海”。据礼篇云，诸侯祭名山大川在
其封内者，而不言星辰，又淮海非鲁之封内。公羊云山川不在其封内则不祭，而云
祀河、海，则三家之义皆可疑也。对三传及各注家之说，不盲从，经过自己的考证，
得出了自己的判断，说明三传不可尽信。
除了批评“三传”之外，啖助等人对两汉以来释“三传”者也进行了抨击。在
当时学术界中，《左传》杜预注，《谷梁传》范宁注，《公羊传》何体注最为流行。
要否定前人的失误，就首先要向杜、范、何三家开火。啖助等人认为，注疏之学
“虽因旧史，酌以圣心，拨乱反正，归诸王道，三家之说俱不得其门也”，即三家
没有找到正确的途径，去理解圣人的深意，在注解过程中纠正误说，以“王道”作
为指归。他们进而指出：“两汉专门，传之于今，悖礼诬圣，反经毁传，训人以逆，
罪莫大焉”[注]，他们对传注的批评可谓够严厉的了。
再次，啖助等人在指出了“三传”及注疏的失误后，得出结论说：“传已互失
经指，注又不尽传意，《春秋》之义几乎泯灭。”三传没有把握“圣人”作经的宗
旨，而注疏又没有发挥出三传的大意，致使《春秋》的真正目的被掩盖了。因此，
他们要舍弃传注、直求经意。他们认为，《春秋》经文并不像有的传注者理解的那
样“文义隐密”，如果这样的话就无人能解了。啖助说：
《春秋》之文简易如天地焉。其理著明如日月焉。但先儒各守一传，不肯相通，
互相弹射，仇雠不若，诡辞迂说，附会本学，鳞杂米聚，难见易滞，益令后人不识
宗本，因注迷经，因疏迷注，党于所习，其俗若此[注]。
传注者把本来“简易著明”的一部《春秋》经弄得晦涩难懂。不仅如此，《春
秋》一经而分三传，每传自两汉以来又各有许多家注，注又有疏，强调“疏不破注”，
不离师说，家法、师法门户之见很深，各家各派互相攻击，搞乱了人们的视听。平
心而论，啖助等人对两汉以来经学的批评是有道理的。经学作为官方扶持的学术，
其末路流于繁琐、晦涩，异说纷陈。唐初虽有《五经正义》统一经学，但只是对文
句的解释有了一个统一的标准，谈经学者“不复知有《春秋》徽旨”。啖助等人抨
击传注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一种更加简便的解经模式，“但以通经为意”，不讲
家法，不根师说，兼取三传，合而为一。啖助说：
予所注经传，若旧注理通，则依而书之；小有不安，则随文改易；若理不尽者，
则演而通之；理不通者，则全削而别注；其未详者则据旧说而已[注]。
所谓“理”，实际上是他们这一学派的一种主观方法。借助于他们标举的“理”，
以此作为标准，去衡量前人传注的是非，“考核三传，舍短取长”，直接为《春秋》
作注。因此，他们主张凡是与《春秋》无关的传注，应予删削。在回答“无经之传，
有仁义诚节、知谋功业、政理礼乐、谎言善训多矣，顿皆除之，不亦惜乎”的责难
时，啖助回答说：
此经《春秋》也，此传《春秋》传也。非传《春秋》之言，理自不得录耳。非
谓其不善也。且历代史籍，善言多矣，岂可尽人《春秋》乎[注]！
这样，经学更加简明，较少繁杂芜秽之弊。今观现存陆氏三书，确实做到了这
一点。这也是啖、赵、陆的《春秋》学能风靡中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三、问理本生人为重 论治乱变而得中
啖、赵、陆新《春秋》学的出现，与中唐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有密切的关系。
两汉以来，儒家经学一直以章句与注疏作为主要形式。儒家义理被淹没在训诂
义疏的海洋之中，学者把明章句、通训诂作为“穷经”的目的，把毕生的精力耗费
在里面，使儒学失去了原来切近社会、重视实践的活力，而且学者成了书虫，不再
考虑、关心社会，关心生民。特别是魏晋南北朝，经学成为少数门阀士族的传家之
学，世代相传，儒家文化丧失了它的大众性一面。部分学者死守章句，不知变通。
因此，经学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形势。到隋末唐初，这种章句之学已开始受到批判。
隋末大儒王通著《中说》，以阐明儒家之道为己任，而对儒家文化的内在精神作出
自己的理解，提出“通变之谓道”，“道能利生民”，主张通变，重视生民，使儒
学能切合现实，解决社会的实际问题。到了中唐，逐渐形成一股怀疑思潮。面对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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