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建立后逐渐发展的社会矛盾，部分学者对旧的章句之学的传统观念和方法表示
怀疑，提倡富于批判精神的一家独断之学。刘知几《史通》就是这一学派的代表，
这股怀疑思潮，是唐代中后期儒学复兴运动的前奏。啖助、赵匡、陆淳等人的《春
秋》学，正是这一思想的继续。他们的经学研究具有“通经致用”的时代特点。赵
匡在《举选议》中批评那些远离实用的章句之徒说：
疏以释经，盖整蹄耳。明经读书，勤苦已甚，既口问义，又诵疏文，徒竭其精
华，习不急之业。而其当代礼法，无不面墙，及临民决事，取办胥吏之口而已[注]。
他看不起那些“口问义、诵疏文”的读书人，认为这是白费精神去学习那些无
助于自己，无益于社会的业务。陆淳曾对吕温说：
良时未来，吾老子少，异日河图出，凤鸟至，天子咸临泰阶，请问理本，其能
以生人为重，社稷次之之义发吾君聪明，跻盛唐于雍照者，子若不死，吾有望焉[注]！
在陆淳看来，国家政治的根本在于“生人为重，社稷次之”。这样，陆淳等人
在章句训诂盛行于世的时代，独具慧眼，重申儒家文化的用世精神，他们的主张代
表了对两汉以来经学的反动以及向儒学原旨复归的历史潮流。柳宗元曾概括陆淳著
作的中心思想是“以生人为主，以尧舜为的。”[注]啖助也说：“夫子之志，冀行
道以拯生灵也”[注]。他们继承了儒家的“仁政”理想，并将其贯穿在《春秋》学
研究之中。如在《春秋微旨》卷上解释鲁庄公四年“纪侯大去其国”一条经文，陆
淳不采三传旧说，认为“天生民而树之君，所以司牧之”，因此，非贤非德之人不
应居于统治地位。如果“捐躯以守位，残民以守国”，这是三代而下“家天下”的
恶果，不是儒家提倡的理想制度。他实际上是利用儒家理想之“道”，对专制制度
进行批判。又如在《春秋集传纂例》卷6《军旅例第十九》中，陆淳记啖助之语说；
观民以定赋，量赋以制用，于是经之以文，董之以武，使文足以经纶，武足以
御寇。故静而自保，则为礼乐之邦，动而救乱，则为仁义之师。……今政弛民团，
而增虚名以奉私欲，危亡之道也。同书同卷《赋税例第二十一》陆淳记赵匡说：
赋税者国之所以治乱也，故志之。民，国之本也，取之甚则流亡，国必危矣，
故君子慎之。这类理解，是对儒家原始精神中“民本主义”思想的发挥。
啖、赵、陆等人解《春秋》不仅比较注意发挥“仁政”“民本”思想，还对春
秋霸业进行否定。事实上，孔子、孟子对齐桓、晋文等霸主“尊王攘夷”之功还是
有所肯定的。但啖助等人为什么要对春秋霸主进行抨击呢？原来自安史之乱以后，
唐代形成藩镇割据局面，对中央闹独立。唐德宗建中年间，以朱滔为首的河朔四镇
自比春秋诸侯，模仿春秋盟会形式叛唐称王[注]。啖助等人否定霸业，正是针对困
扰唐代政治的藩镇割据。在《春秋集传纂例》卷4《盟会例第十六》中，赵匡抨击诸
侯盟会：
若王政举则诸侯莫敢相害，盟何为焉！贤君立则信著而义达，盟可息焉。观春
秋之盟，有以见王政不行，而天下无贤候也。
他们强调“王纲”“贤君”的重要性，对盟会全盘加以否定，实际上否定了霸
业的合理性，也就否定了当前的藩镇割据的合理性。
唐代建立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积累了许多矛盾。到了中唐，朝廷中出
现了一股要求变革的势力，“永贞革新”就是这股变革势力的一次大亮相。“变革”
思想在意识形态中有所反映。啖、赵、陆的《春秋》学主张中，就充满了通权达变
的思想。他们反对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思想，主张“反经合道”、“变而
得中”[注]，肯定变革是事物发展的常规，从而得出在政治上应积极变法的结论。
在《春秋集传纂例》卷6《改革例第二十三》中，赵匡说：
法者，以保邦也，中才守之，久之而有弊，况淫君邪臣从而坏之哉！故革而上
者比于治，革而下者比于乱，察其所革，而兴亡兆矣！
政治生活中不断出现各种弊端，必须通过变革来加以革除，使天下重归于治。
变革与否，是治乱所系的重大问题。从中可以看出兴亡的迹象。如果说柳宗元等人
站在政治改革的前沿，那么啖助等人则走在学术变革的前沿，他们的变革思想，为
改革派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四、重义理开宋学先河 是与非待后人评说
啖、赵、陆的《春秋》学研究，是从汉学向宋学过渡时期的产物。他们本人被
当时看作“异儒”，他们的著作吸引了一大批人。不仅柳宗元师事陆淳，大和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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