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树立起自己不可动摇的地位。早在青年时代，韩愈就在文学上独树一帜，创作出
许多高水平的散文。如《原道》、《原毁》、《送孟东野序》、《进学解》、《师
说》等，都堪称散文的典范。他反对六朝以来文学上的形式主义，提倡形式与内容
的统一，主张文艺形式要服从思想内容，文章要反映事理，反对单纯追求形式的唯
美主义倾向，不讲排比，不工对偶，推动着新古文运动的前进。在这一时期，他更
为新古文运动思潮的掀起推波助澜。在他周围，散文家有张籍、李翱、皇甫提、孙
樵等，诗人有张籍、孟郊、贾岛、樊宗师、卢仝、李贺等，形成了韩门学派，对当
时文坛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大胆抛弃骄文
艳语，不因袭陈词滥调，而贵独创，实践着韩愈的文学主张，形成百花争艳的局面，
韩愈则是他们的领袖。他继承了孟（轲）文的雄辩，荀（况）文的谨严，韩（非）
文的犀利，迁（司马迁）文的生动，扬（雄）文的简练，在继承前代优秀文学遗产
的基础上，韩愈主张“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即不蹈袭前人的陈旧语
言格式。韩愈与文坛上另一位巨匠柳宗元始终保持着很深的友谊，他们在文学上的
基本主张是一致的，彼此都非常推崇，互相关怀、鼓励和支持。柳宗元因事遭贬，
韩愈给予了深切的同情。柳宗元也曾赞扬过韩愈不随波逐流的精神，并在去世前将
子女托付给韩愈关照。柳宗元死后，韩愈以深情的笔触，对他的文章和道德予以很
高的评价。韩、柳二人的文学联盟，增强了新古文运动的阵容，使古文运动逐渐成
为文坛的主流。韩柳并列入唐宋古文八大家。
穆宗即位，召韩愈为国子祭酒。这是韩愈一生中第三次任学官。祭酒是国子监
的负责人之一，韩愈作为一代名师来作祭酒，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人们奔走相
告，说：“韩公来为祭酒，国子监不寂寞矣！”国子监的学官大多是豪族子弟，这
是门阀制度残余在唐代教育中的反映。韩愈任职期间，有一位国子监直讲精通礼学，
但不修边幅，那些出身高贵的学官们就看不起他，连吃饭都不与他在一处。韩愈认
为这不利于团结，就让人把那位直讲找来与自己一起就餐，从此那些学宫再也不敢
轻视直讲了。韩愈还注意奖拔人材。在《杂说》一文中，他写道：“世有伯乐，然
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他批评那些不识才的人：“策之不以
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却反而“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他认为人才
总是有的，关键在于有无慧眼去识别和选拔。他推荐那些有真才实学的儒生当学官，
让他们与诸生一道研讨儒家学说，教育诸生，从此国子监学风大变，诸生向学蔚然
成风。如张籍原为校书郎，经韩愈推荐、提拔为国子博士。经韩愈举荐而为学官的
就有十六、七人。这些人对唐代教育和文化都作出过不同程度的贡献。
长庆元年，韩愈转为兵部侍郎。这一年，镇州发生兵乱，乱兵杀节度使田弘正
而立王廷凑，围深州刺史牛元翼。穆宗派韩愈前去宣抚。朝臣们认为此行险恶，恐
怕性命难保，都替他担忧，元稹叹道：“韩愈可惜”，以为他一定有去无回。穆宗
也诏示韩愈见机行事，不一定要入城。但韩愈认为既受君命，就应该勇往直前，临
危不惧。他骑马奔入乱军阵中；劝王廷凑解除对牛元翼的围困。韩愈此行有智有勇，
取得了成功，兵乱被抚平。穆宗非常高兴，将他升为吏部侍郎。韩愈后来又一度卷
入政治斗争之中，担任过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复为吏部侍郎，官位时有沉浮，但
没有什么大的起落[注]
长庆四年，韩愈去世，终年57岁。韩愈坎坷的生命历程并不长，但他不怨天尤
人，对生死有着清醒、达观的认识，体现了儒家的理性主义精神。他临死时很平静，
回顾自己的一生，欣慰地说，以我的伯兄韩会那样高的德行，又懂得养生，也只活
了43岁，而我天资不高，却官至侍郎，享年比伯兄还高出15岁，如果还不满足，要
怎么才满足？并且我能在家里寿终正寝，又没有失去为人臣、为人子的大节，在九
泉下面对先人也可以无愧了[注]。他还告诉家人，丧葬要按儒家传统礼数举行，
“俗习夷狄、画写浮图、日以七数之，及拘阴阳所谓吉凶，一无污我”[注]。由此
事可见他对儒家传统的维护，对佛教的排拒，至死不渝。
二、排斥异端 攘击佛老
韩愈的历史地位，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位有影响的政治家而取得的。他在文学上
和思想上的建树，远远超过了他在政治上的建树。他除了以一代文宗著称外，还力
排释老，“扶树教道”，挽救儒家文化的危机，致力于儒学创新。在文学革新与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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