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原道》），儒家的“道德”是以“仁义”作为具体内核，而这正是释、老
二教所缺乏的。在他看来，释、老二教“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舍离“此世”，
追求超脱，不仅对社会政治无补，而且也无法成就自己的道德生命。
与佛、道二教相对立，韩愈提出中国文化有自己的圣人，儒家文化之“道”就
体现在这些圣人身上，他们能除天下之害，兴天下之利，创造了人类的文化。他说：
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为之师，驱其虫
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
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
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淫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
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
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原道》）。
人类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经过这些“圣人”的创制才得以存在，是圣人给人
类带来了文明的曙光。所以他宣称：“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原道》）
他的圣人观与文明史观目的在于批判道家的“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
民不争”，具有鲜明的针对性。
圣人不仅创造了人类文明，而且还为人类社会规定了群体生活的秩序，即所谓
“其民土农工商，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原道》）等社会关系。社
会生活中存在“四民”，是“天经地义”的，但如果多出“二民”（佛、道），就
不正常。君臣父子等社会关系也是圣人定的：“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
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原道》）
而现在佛、道二教不拜君亲，超然于这种关系之外，“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
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这就是“灭绝纲常”。他以严厉的口吻写道：“民不
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原道》）他沉痛地指出：
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
呜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
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离汤文武周公孔子也。
所以，他要奋力卫道，登高疾呼，甚至提出极端的主张：“人其人，火其书，
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即强行使那些信仰佛、道二教的人接受儒家文化，
使他们回到正途上来。由此可见，韩愈在掊击佛道的同时，“扶树教道”的态度不
可谓不激烈。
韩愈在对佛道二教展开激烈抨击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儒家文化自孔子死后已
经衰落了，衰落的根本原因则是“异端”对精神世界的争夺。他感慨地说：
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
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原道》）
战国时出现的杨、墨“异端”，是由孟子担负起予以批判的责任；孟子以后出
现的老、佛“异端”，到韩愈为止还没有人进行过系统的抨击；因此，他认为自己
天然地能够承担这一历史使命。他认为，儒家传统文化并没有中绝，只不过现在已
极为衰弊，急待继承与发展。为此，他全面提出了对后世儒学发展产生很大影响的
“道统”思想。他认为中华文化（即儒家主体文化）有一贯的精神，即“道”，这
个“道”与佛、老所谓的“道”根本不同。“道”由历代圣圣相传，不绝如线。但
孟子以后，已无传人能接续此道。他说：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
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原道》）
“道统”二字，韩愈还没有正式使用[注]，但后世理学家“道统说”的基本内
容，已全部包含在《原道》一文中。按：“道统”思想源于《孟子·尽心篇》下；，
隋代王通对道统思想也有所发展。韩愈的“道统”思想，可能受了《孟子》、王通
的启发。另一方面，“道统”思想无疑受了佛教宗派传法世系的影响[注]。韩愈提
出儒家的道统，目的是用来对抗佛教的宗派法统。韩愈以这一“道统”的当然继承
人自居。他接着说：
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
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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