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荀子、扬雄被排除在这一“道统”之外。在继承“道统”这一问题上，
韩愈未免有些自大。他本人也认识到捍卫此“道”的艰巨性，但他决心为这一伟大
的事业虽死无恨。他说：
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
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呜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诡，莫之救以死也。虽然，使
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与孟尚书》）
韩愈的“道统”思想提出的这个问题值得注意。首先，他明确指出，中华文化
的传道正统，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一系的儒家文化。其次，
孟子以后，道统失传，出现了中华文化断层。这个断层被释、老异质文化填补，因
此，要恢复中华正统文化的领导地位，应先向佛、老开火。第三，他明确指出，在
三代以前，中华文化道统与政统是一致的。自周公而下，道统与政统相分离，而为
臣所传承。因此我们自然地得出结论：中华文化的本质不在于君主为何人，而在于
是否继承了“道统”，只有“道统”才使中国成其为中国。因此，“道统”应该高
于政统，并对政统产生制衡作用，使其在“道统”所认可的轨道上运行。
韩愈的“道统”说对后世影响很大。朱熹继承韩愈的学说并加以改造，在孔子
以后，又增列颜渊、曾参、子思；于孟子以后，又增列二程子[注]。到朱熹的弟子
黄囗，又增列周敦颐及其师朱熹[注]。于是，理学家的“道统说”至此遂告确定不
移。但理学家的“道统”中间并不包括韩愈，如果韩愈有灵，不知会作何感想！
三、直指人伦 倡性三品
人性问题，在孔子的言论中很少提及。《论语》中只留下“性相近，习相远”，
“唯上智下愚不移”（《阳货》）这样几句话，并没有提出系统的人性论。孟子倡
“性善”之说，关于“性”的探讨，才成为儒家传统文化中一个占显著地位的问题。
但孟子“性善”论有一个不小的漏洞，即他只看到人性的“善”的一面，对现实生
活中大量“恶”的存在，却无法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既然人性都“善”，那么
“恶”的根源在哪里？因此，当时就有人提出反对，荀子的“性恶”论便是直接针
对孟子“性善”论而发的。但“性恶”论与“性善”论同样面临着理论难题：无法
解释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善”的事实。所以后来又有人试图在“性善”“性恶”
两者之间进行调和。如西汉的董仲舒、扬雄，东汉的王充。扬雄主张“性善恶混”，
王充主张“性有善有恶”，即在孟、荀之间进行了折衷。但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
董仲舒的“性善情恶”主张。这种“性”、“情”二元论是在不触动孟子“性善”
说这一权威结论的前提下，适当地吸收和改造了“性恶”论而形成的。王充《论衡
·本性篇》引董仲舒之言曰：
董仲舒览孙（荀）、孟之书，作情性之说曰：“天之大经，一阴一阳；人之大
经，一情一性。性生于阳，情生于阴。阴气鄙，阳气仁。曰性善者，是见其阳也；
谓恶者，是见其阴者也。”
董仲舒以阴阳五行学说改造儒家传统文化，倡“性阳情阴”“性仁情贪”即
“性善情恶”说，这一主张后来被东汉官方神学宝库——《白虎通》吸收。《北史》
卷63《苏绰传》载《六条诏书》论治人之心曰：“人受阴阳之气以生，有情有性，
性则为善，情则为恶”。这显然是接受了董仲舒的论点。
儒家人性说，在两汉以后再也没有什么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儒家哲
学经学化以后，成为僵死的教条，章句、训诂代替了对儒学义理之探讨，记诵之学
代替了自得之学。这不仅使儒学再也没有什么发展，而且给儒学的统治地位带来了
全面的危机。其次，历经魏晋南北朝直到隋唐，先是玄学，后是佛学极其兴盛，士
大夫在这两者之中找到了哲学思辩的话题。如魏晋时代的“有无”、“本末”、
“才性”、“体用”之辩，今当时的士大夫如醉如狂；而佛学中高超精致的心性理
论，对士大夫也颇有吸引力，特别是禅宗的理论体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韩愈“睹儒家之积弊，效禅侣之先河，直指华夏之特性，扫除贾、孔之繁文”
[注]，进行儒学革新。他在《寄卢仝》诗中说：“《春秋》三传来高阁，独抱遗经
究始终。”表明对章句训诂不感兴趣，而着重对儒家文化内在精神的发明，建立儒
家的心性之学，以与佛学相抗。因此，他特别重视《礼记》中的《大学》一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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