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尊严的等级学说感兴趣,但对孔子的仁义思想却置而不论。不再向孔子“问礼”,
并明确表示:“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想在齐国推行“仁义礼乐”的愿望又落
空了。
孔子遂自齐返鲁。当时还是季平子专政,孔子无心求仕,潜心自我修养,平静
地迎来“40而不惑”。何谓“不惑”?“不惑”者,相对于“惑”之谓也。孔子曾
论“惑”说:“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颜渊》)又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同上)可见“惑”
的特征是感情用事,偏激,走极端,然则“不惑”乃“惑”之反,即理智,不偏不
颇,此即孔子推崇的“至德”——中庸。孔子又说:“智者不惑。”(《子罕》)
又说:“40而见恶焉,其终也矣!”(《为政》)40而不惑,表明孔子40岁已成为
一位具有独立见解的“智者”,掌握了不偏不倚的中庸方法。有独特的见识,再加
之正确的处事方法,就可以少犯或不犯错误。
孔子42岁时,鲁昭公已从齐国奔于晋国,客死于潜溪。定公即位。5年后,季平
子死,子桓子继为执政,政治形势更加恶化,阳虎专权。阳虎是季氏家臣,从手桓
子祖父时就开始作季氏宰(大管家),如今已是积久势重,强奴逼主。季平子死后,
阳虎肆无忌惮,将桓子囚禁起来,赶走季氏亲属、杀死季氏族人,逼近季桓子妥协
与他盟誓。从此,鲁国政权又从大夫下移于家巨,出现了“陪臣执国命”的败落局
势。阳虎越俎代庖,以陪臣身份主会盟、发誓愿、占国田,进而欲尽诛三桓之嫡,
立自己的亲信势力为嗣。一切野心家在心理上都是虚弱的。为了孤假虎威,阳虎—
—这位从前蔑视孔子的势利之徒,现在却想借重孔子名气,为他倒行逆旋扯上块遮
羞布。孔子自然不会买账。于是阳虎煞费苦心地制造了一个机会。一天,他派人趁
孔子不在家时将一具蒸豚送去。按照“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
的规矩,阳虎料定知礼的孔子肯定会上门称谢。殊不知孔子也针锋相对,趁阳虎不
在家时才去回访。具有戏剧性的是,孔子在回来的路上又与阳虎相遇,刚想回避却
被阳虎叫住了。他问孔子:“怀揣绝技却让国家迷乱,可谓仁乎?”孔子答:“不
可。”“本来希望有所作为却屡失良机,可谓智乎?”孔子答:“不可。”阳虎激
将说;。“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然,吾将仕矣”。
孔子一生讲究“仁、智、勇”三“达德”,阳虎专挑仁智这两个问题来诸难孔
子,可谓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使得孔子不得不连连称是。但是,阳虎却抽掉了孔子
思想中另两个内容——礼和义。礼即自西周以来的奴隶制等级制度。义即宜,即是
尽本份,守原则,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和谐统一。孔子认为:“天下
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前者即西周的太平景
象,后者则是春秋乱世的形势。至孔子时,诸侯也不能“专征”了,而是政“自大
夫出”,其至“陪臣执国命”了,眼前的阳虎就是陪臣执国命的罪魁!。孔子又诅
咒说:“自诸侯出,盖十世希(稀)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
命,三世希不失矣!”(《季氏》)阳虎以大夫家臣(陪臣)的身份干预国政,上
凌君,下逼主,专生杀,擅于夺,哪里还有一点仁义礼智的影子?君臣无序,主仆
易位,实乃无道之至!面对这样的乱臣贼子,他孔丘哪里屑于合作!他历来奉行的
是:“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亦耻也。”(《泰伯》)在
无道之世而得荣华富贵,必将采用不义手段,这是孔子最为不齿的:“不义而富且
贵,于我如浮云!”(《里仁》)如果说,从前孔子发愤努力,学习六艺,是为了
入仕、进入上流社会的话,那么,当他认识到礼乐的还以仁义为内容,形成了“仁
义礼”三位一体的思想后,他的追求就从具有功利色彩的求仕。进入了另一个道德
的境界,那就是为了推行仁义而求仕,即他的弟子子路所说:“君子之仕也,行其
义也。”(《微子》)既然此时出仕不能“行义”,与其作帮凶,不如洁身自好,
作个“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季氏》)的隐君子。
“隐居以求其志”。“志”,即指“仁义礼”的政治抱负,也是“志于道”之
“志”,即对客观规律的体认。如果说孔子“30而立”和“40不惑”时掌握了“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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